俞竹筠
春分夜，沉睡不起。夢見鄉下大姐與姐夫，冉步前來，悄聲耳語： “壽寶弟，快過清明啦，早睡早起，一樹的果子望你紅哩……”特然驚醒。此話乃多年前所講，莫非哥姐怪弟忘其百歲冥壽，托夢提醒。
1952年，我以優異成績考取省揚中。時任江都縣民政科長的繆廣元，為妻弟繳納學雜費，還送一支金星鋼筆，一直用到大學畢業。大姐俞壽英，則上街買了書包及其它文具用品，此情猶記。
1939年農曆五月十五晚，月朗星稀。母親喊肚子疼，“壽英，快喊接生姥姥去！”大姐與二姐披衣提燈籠，一路往文昌樓跑去。待接生婆來到，我即“呱呱”落地。大姐手忙腳亂地找來瓦罐，將胎盤納入其中，埋在花圃百年黃芽樹下。大姐帶弟到三歲。婚後，常帶弟到雙橋繆莊玩耍，伴其度過快樂的童年。
大姐夫繆廣元。以經商掩護，常年奔走於新四軍革命根據地，是中共地下黨員。
1949年1月25日，天剛濛濛亮，就聽到天寧寺吹起“噠噠答……”的軍號聲，爹爹推醒姆媽道：“扣媽，解放軍進城啦……”不一會，響起敲門聲。我隨爸媽戰戰兢兢地拔開門栓，只見廣元頭戴棉軍帽，臂纏紅袖章，身挎盒子槍，進門就問：“爹，娘，壽康（大哥名字）呢？”二老囁嚅道：已跟中進幹爹周家，一起往南京上海臺灣跑了。廣元連連跺腳道：“唉，唉，都怪我少提句醒，走什麼走啊？壽康是大學生，日後前途光明。”又說：“我是黨的地下黨員，懂政策呢！快發加急電報，要他回來！”
其實，爹媽早就心知肚明。那年，廣元在三義閣開會，商議如何破壞日軍在西門外的飛機場。不料，叛徒告密，日本憲兵抓走廣元及同志，關進打銅巷6號連夜拷問。廣元與同志們堅貞不屈，未吐真言。壽英哭哭啼啼地奔回家求救。“爹媽啊，快救救廣元，等押到蘇州監獄，就來不及了……” “好乖乖，別急！”爹化了500塊大洋，買通漢奸牢頭與看守，連夜在地下黨同志配合下，虛放幾槍，搭救大家越獄 （事載當年報紙）。還有每晚，廣元常翻越後花園牆頭，打開院門，放黨內同志到閣樓商議。如遇危險，即藏身預設地道。爹媽聽到動靜，默不作聲。每回，廣元向父親借錢，都說到天長、桐城一帶做生意。可是，回回有借無還。不是回道：“息光了，賠完了。”就是說：“被兵匪搶劫了”。實際上，湊錢幫新四軍購買藥品、軍火物資。
1950年，繆廣元任揚州司徒廟、甘泉山黨委書記兼鎮長。不久，土改工作隊要農民進城鬥父親，農民齊聲說：“東家待人不薄，二五減租不算，荒年還免租。”、“窮人死了，俞老爺出錢買棺材。有年發大水，救濟災民……”繆廣元與當年戰友，一起佐證：“俞家是地主不假，但確實幫助過新四軍抗日，救過地下黨，屬於開明士紳”。1954年，父母親改變“地主”成份，獲得政府頒發的《選舉證》，有選舉和被選舉的公民權。廣元對爹媽說：“黨和政府一貫實事求是，好壞人分得清！”
1952年10月， “三反五反”運動快結束時，廣元日以繼夜，查處不法奸商與貪污浪費，不幸積勞成疾。53年病危前，我與母親前去探望，他說：“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死而無憾！”因公殉職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廣元去世，壽英才三十歲出頭。她辛勤勞作，靠幾畝園田與撫恤金，苦領三個兒子。三年自然災害時，每次上翠園橋賣菜，總上“九如分座”茶社，買兩籠點心回娘家，孝順父母親。1967年，爹病危，我在如皋中學任教，急速趕回。只見大姐壽英幫爹爹洗擦身子，穿壽衣。還將政府發的毛主席像章，端端正正地別在爹爹的胸前，像位紳士。父親雙目緊閉，眼角流出最後一滴淚。大姐壽英哭道：“爹爹，下輩子我還做您的女兒”。
多年後得知，鄉下大姐與我們並無血緣關係。她身世悲慘，三歲父母雙亡，無依無靠。佃戶憫恤孤兒，帶至父母處，求其收留。爹媽菩薩心腸，見她乖巧可憐，對外說是在鄉下所生，視如己出。按“壽”字輩，取名“壽英”，小名“押扣”。因剛生大哥，寓意平安健康，颯爽英姿。後來，姆媽生長女“壽賓”，我們只好稱壽英為“鄉下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