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4與我9》臨危受命 台獨桶箍——黃呈嘉

時間飛逝，轉眼間又到了424刺蔣事件的紀念日，而那已經是54年前（1970年）的事情了。

那時，台灣還處於蔣介石父子主導下的戒嚴時期，一如刺蔣英雄黃文雄所說，國民黨威權統治是一個「超穩定結構」，也就是短期間看不出有任何人、能用任何方法，打破國民黨在台灣的極權統治，黃文雄認為，行刺訪美的蔣經國是一個大好時機，可以打破這種超穩定結構。

這件台灣史上轟轟烈烈的行刺獨裁者接班人行為，的確造成很大的影響，刺激更多台灣人思考自己的前途，也造成獨裁者極大的畏懼，更讓蔣經國上台後開始大量啟用他所認定的「台籍青年才俊」，對日後台灣政治逐漸移轉到台灣人手中，有極其關鍵的影響。

基本上蔣家在國內雖然無法全面封鎖刺蔣新聞，卻是採取淡化處理，淡化到表面上當作沒這回事，導致史上唯一持槍行刺蔣經國的黃文雄，在逃亡20年（1971～1991）後返回台灣，竟然未曾受過任何本國法律的追訴，反倒是黃文雄聲請大法官釋憲，確認黑名單的法源〈國安法〉部分條文違憲，正式終結國民黨阻擋台灣人返鄉的「黑名單」政策。

四二四事件剛發生後的效應是，在海外台獨聯盟勢力最強、也是台獨聯盟盟員最多的美國，不只捐款踴躍，更是振奮人心，也有很多人主動希望成為盟員。

意想不到的是，事隔不到一年，竟因為台獨聯盟在事件過程中，正副主席蔡同榮與陳隆志的怕事切割，導致內部意見嚴重分歧，終於黃文雄和鄭自才在隔年7月法院宣判前，選擇棄保逃亡。鄭自才輾轉逃到瑞典，黃文雄則和一位外籍女友搭乘灰狗巴士越過邊境，轉往加拿大，此後20年間他彷彿人間蒸發，除了極少數人之外，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

兩位主角的逃亡，又牽動到另外兩人也要跟著出逃，那就是黃呈嘉和葉國勢。

葉國勢是台獨聯盟的核心幹部，台獨聯盟副主席張燦鍙一家當時還無力買房，他們是向葉家租了樓上的部分居住。而在籌措黃鄭兩位刺蔣人士的保釋金時，葉國勢二話不說，就把房屋拿出來抵押。

另一位抵押房屋的人是黃呈嘉。有他們兩間房子的所有權狀擔保，才使得天價保釋金順利湊足，黃鄭兩人很快獲得保釋。但兩人逃亡後，抵押的房產極可能遭到扣押，唯一的解套方法就是在被扣押前趕緊變賣並搬家。

只是黃呈嘉當年根本不是台獨聯盟盟員，他不過就是一位熱心支持台獨運動的旅美台灣人，結果發生這樣一件天大地大的代誌後，主席藉口找不到停車位沒有參加遊行，事後以一種吊兒郎當的心態，彷彿事件和他無關，連要不要捐錢的問題，都要回家問太太才能作決定（他問過太太之後也沒捐）。

另一方面，後來成為國際法權威的副主席陳隆志，事發之後面對電視媒體的採訪立刻切割，說此事和組織無關——明明黃文雄及鄭自才兩人都是盟員，鄭自才還是主要幹部——雖然鄭自才也說刺蔣是他所策劃，黃文雄和黃晴美執行，和組織無關。

據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原名為「台灣獨立聯盟」，1987年才改名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網站指出：

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簡稱WUFI）於1970年1月1日由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60年成立）、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1964年成立）、美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1966年成立）和歐洲台灣獨立聯盟（1967年成立）與島內台灣自由聯盟共同組成，南美本部則於1976年成立，成為世界性的組織。

成立宣言指出，台灣人的命運應由台灣人決定，台灣人自決的權利是神聖不可剝奪，為脫離中國的專制統治，為追求幸福的生活，為開創自由的樂土，台灣人要建立台灣人的國家。蔡同榮擔任首任主席，張燦鍙任副主席。

根據鄭自才（時任世界台獨聯盟執行秘書）在《刺蔣 鄭自才回憶錄》中，引用世界台獨聯盟成立宣言，則明確提到：「為迎接神聖的歷史使命，把握武裝革命的契機，我們五個團體決定於1970年1月1日正式合併，成立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也就是當年開宗明義就說明台獨聯盟是革命組織，革命組織當然有其嚴格的規範，想不到發生這種空前絕後的刺蔣事件，善後工作竟然是由一位組織外圍的熱心同鄉黃呈嘉主導。

黃呈嘉說，四二四當天，他參加了廣場飯店前的遊行示威，槍響後現場一陣混亂，遊行隨即解散，他回到紐澤西家中，剛打開電視觀看新聞報導時，就接到聯盟成員來電，請他到皇后區商討後續對策。

只是還沒開會，聯邦調查局（FBI）的探員也趕到現場，開到一半的會議匆匆結束。黃呈嘉提議，為了避開紐約市這個事件敏感地區，請大家第二天早上到他紐澤西的家中繼續討論。

隔天一早，盟員幹部來到紐澤西黃宅，討論到接下來為了要營救黃鄭二人，決議在場人士每人先認捐二千美元，當場共有七人認捐，隨即以當天募得的一萬四千美元為基礎拋磚引玉，由葉國勢成立「黃鄭救援基金」，開始對外募款，此後即由葉國勢處理財務，黃呈嘉負責內外溝通的工作。

以當年旅美台灣人多數是靠獎學金或打工維持生活的情況，募款本來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尤其兩人的保釋金20萬美元根本是天文數字，黃呈嘉接受律師的建議，在紐約中國城（China town）附近找到一家保釋金公司（bail bond company）處理，並與葉國勢商討後，決定將兩人的房產拿去抵押，好不容易湊足了保釋金額，鄭自才及黃文雄先後獲得保釋。

然而，接下來的問題更為棘手，主席蔡同榮只急於將家中、或藏在盟員家的相關文件資料等銷毁，以免他和組織被牽連，黃師銘說，刺蔣事件發生後，蔡同榮神情緊張的跑去他家，把寄放在他那裡的文件全部燒掉，起先是在廚房的水槽燒，燒到差點引起火災，才又拿到外面院子繼續燒，燒了整整一個下午才處理完。

黃師銘的哥哥黃師廉因為涉及1949年師範學院的「四六事件」被槍斃，因此，蔡同榮建議他不要參加台獨聯盟，但私底下卻是蔡同榮很信任的好朋友。

黃鄭救援基金會的目的當然是為救援兩人而成立，除了保釋金之外，接下來就是聘請律師打官司，但官司的重點是要辯護兩人是基於政治目的而行刺？或是辯護兩人的行為是個人行為，與台獨聯盟無涉；並證明台獨聯盟不是暴力組織，以確保組織可以繼續在美國運作？

也就是說，刺蔣事件究竟是個人行為？或是台獨聯盟盟員基於政治主張所為？是一般殺人的刑事案件？還是反抗暴政的政治案件？

兩種不同主張在內部激辯，加上聘請的律師是由陳隆志所推薦，主要目的在辯護刺蔣事件和台獨聯盟無關，而且律師費用奇高，尤其在法院傳訊陳榮成，甚至也傳訊蔡同榮及台獨聯盟財務長邱坤勝時，的確讓組織安然避開刑責，卻引致鄭自才及部分支持黃鄭行為盟員的不滿，鄭自才就說：

台獨聯盟則聘請Louis Kutner 當聯盟的律師，Louis Kutner 雖說是聯盟的律師，但其實是蔡同榮找來要保護他自己而已。蔡同榮總共付給 Louis Kutner 十萬美元，這個數目是整個募款金額的一半以上，而且募款是以「黃鄭救援基金會」的名義募來的，蔡同榮卻把它當作聯盟的錢花掉了。

鄭自才為此換了律師，並曾要求將基金會交由他本人來保管；也曾努力爭取參選台獨聯盟主席，但因他有官司要打，沒有得到盟員的支持…，許多事件的累積，導致他們決定棄保逃亡。夾在中間的黃呈嘉也只能盡力讓事情順利進行。

1981年初，剛聽到這些刺蔣後續的問題時，總忍不住想起當年跑新聞時，常看到諸如林務局等單位每有貪污事件東窗事發時，總是會找一兩個「小咖」出面頂罪，犯罪集團通常會負責頂罪者後續的生活費用及家屬照顧等，怎麼號稱革命團體的台獨聯盟，出事後不只不照顧同志，反倒只是力求自保，這樣的「革命團體」簡直比犯罪集團還不如。

那時我剛完成《美麗島週報》的籌備工作，在美國洛杉磯創刊，我擔任總編輯，因此，當和黃文雄經常聯繫的張維邦建議我，應該在那年的四二四事件11週年，在《美麗島週報》作個專題，以檢討過去並激勵未來時，我提出來和社長許信良討論，許信良同意後，我們以很大篇幅作了事件的回顧與檢討，卻也引起台獨聯盟當權派的不滿，爭執一發不可收拾，結果是我被許信良趕出週報社。（那時我隱約感覺張維邦應該知道黃文雄的事，但並未多問。而其實其中有一篇文章〈文雄與「四二四」〉，刊登於1981年4月25日出版的美麗島週報第34期）是黃文雄所寫，他先寄給王秋森，由王秋森重新騰寫過一遍後，以筆名「一致友」發表。）

那是台灣人團體唯一針對刺蔣事件的公開檢討，雖然我付出的代價不小，但作為媒體人，我不後悔。

回頭過來說黃呈嘉，他和我是彰化同鄉，他是鹿港旁邊的福興鄉人，黃呈嘉告訴我，家父是他在彰化中學的英語老師。

1937年出生的黃呈嘉，母親早逝，父親在彰化火車站附近從事布店生意，家境不錯，他在彰中成績優異，因而獲得保送進入台大電機系，1962年又獲得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獎學金赴美就讀，四年內完成電機碩、博士學位，隨即被當時就已經是全球頂尖的貝爾實驗室（Nokia Bell Labs）網羅，專攻半導體的研究，因而搬到了東岸的紐澤西。

台灣今日的「護國神山」台積電的晶圓代工業，就是由貝爾實驗室研發後交由民間量產，黃呈嘉在四二四事件時，已經是貝爾實驗室的研究員，因此，說他是被革命耽誤的科技人才亦不為過。

而黃呈嘉自己也說，經歷過四二四事件的諸多風風雨雨，對他人生最大的影響是，革命工作一定要具有一定的財力，因此，原本主張暴力革命的他，後來投入很多精力努力賺錢，黑名單解禁後的1994年，黃呈嘉回台，在交通部位於中壢的電信研究所擔任首席顧問兩年後，1996年成立嘉信光電，直到2002年被美國上市公司購買。黃呈嘉說，台灣第一家電子信箱（e-mail）就是由他的公司開發的。

黃呈嘉最難過的日子，可以說從他把房子拿出去抵押開始，因為抵押房子及和保釋公司處理過程的手續繁雜，黃呈嘉的夫人沈雲畢業於台大外文系，英文程度好，有關抵押與保釋的文件、書信，就由沈雲處理。又因為一對子女還小，兩人每次到紐約找保釋公司辦事時，經常一人抱一個，外加攜帶大包小包的文件、嬰兒換洗衣物及食物尿布…等，備及辛苦。

接著，他還要處理台獨聯盟內部意見嚴重分歧的兩方衝突，這時候他原本不是盟員的身分，反而讓雙方都願意和他溝通。

另外，針對基金的用途也讓他傷透腦筋，鄭自才指責蔡同榮花了十萬美金的天價聘請律師，目的卻是為保護組織刻意和黃鄭切割；而黃鄭後來又換了律師，也增加不少律師費用的預算。

黃呈嘉在接受楊遠勳的訪問時說：

鄭自才認為基金會係以救援黃、鄭名義對外募款，所募到的錢自應全放在他倆的保釋金與訴訟費上。但台獨聯盟認為組織係因四二四事件被調查，若被認定涉入暴力，將被解散。為維護組織的存續，獨盟必須聘請律師辯護，這筆律師費自應亦由基金會支付。

也就是說，黃、鄭兩人的律師意圖使四二四事件成為政治事件，而台獨聯盟和陳榮成的供詞反而把這事件變成『有計劃的謀殺』的刑事案件，罪刑將更加重，黃、鄭兩人也因此更加不安。

兩人後來棄保逃亡，更逼得黃呈嘉和葉國勢分別逃離紐澤西，黃呈嘉轉赴北加州，葉國勢搬到德州，兩人都經過一段人生路打掉重練的辛苦歲月。
「聽到他倆潛逃，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錯愕。就像黃文雄開那一槍一樣，完全出我的意料之外。但在錯愕之後，我得面對房子即將被沒收、一家大小不知居住何處的現實，開始收拾殘局。」黃呈嘉曾在受訪時這麼說。

過程中的諸多辛苦轉折，只有當事人最清楚，而且事情拖久之後，組織裡漸漸有一種說法，認為把房子拿去抵押是黃呈嘉和葉國勢兩人的個人行為，這樣的說法，更加讓黃呈嘉感到孤單鬱悶。

保釋金的問題，倒是因為鄭自才被遣返美國服刑，法院退回了鄭自才那一部份的保釋金，事情才有所轉圜。而那已經是1976年的事了。

這前後六年的時間，對黃呈嘉一家而言，是最辛苦的時段，經過六年的曲曲折折，黃呈嘉最後和保釋金公司協商，將這件保釋案作個結束，後續還差八千美元，是由他和已經成為台獨聯盟主席的張燦鍙各支付半數，終於讓這件許多人心中傷痛的事情落幕。

這件影響許多人的黃鄭救援基金檔案資料，其中有著無數的故事與回憶，黃呈嘉始終珍藏在身邊，一直到2018年12月我們對他作了訪問後，黃呈嘉突然把四二四帳冊等相關資料，全部交給我，對他而言，應該是將四二四事件的過往作個了結。

對我個人而言，捧著那些不算很重的文件，心中卻是無比沈重，那一行行的數字與文字，每一筆每一劃都是台灣人以生命寫下的有血有淚的故事，我把它、連同從他處取得的歷史文件、照片等帶回台灣，交給四二四基金會，作為未來如果有人願意研究時的原始資料，也算是為這件轟動一時的事件留下一些紀錄。

訪談過程中也才得知，事件不久他加入了台獨聯盟，而且一度成為台獨聯盟主席的熱門人選，不過他以自己個性不合婉拒，並推薦和他同在西雅圖的鄭紹良參選主席，但有很長一段時間，台獨聯盟的官網上找不到鄭紹良主席的資料，有人懷疑是否因為鄭紹良後來和許信良較親近所導致。不過近年鄭紹良的名字已經被加了上去。

而當年那個被父母親帶著奔走於紐約街頭辦理保釋的女兒，在就讀賓州大學時不幸發生嚴重車禍，全身癱瘓，醫院建議他們放棄治療，作器官捐贈。但黃呈嘉夫婦不願放棄，終於把女兒從死神手裡搶救回來，但卻無法醫治她的全身癱瘓，黃呈嘉因而在回台工作十年後，於2004年回到美國，目前和妻子一同照顧女兒。

黃呈嘉在2017年獲選為華盛頓大學工學院傑出校友，及美國台灣史料中心2018年傑出台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