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人語
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有温度的台灣史》，出版經年，深受文壇推重。《優傳媒》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觀察之細膩，胸懷之宏闊，特選輯其所撰1945~1949年間數篇，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撫今追昔，温故知新，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
１）驚疑還似夢──光復剎那的台灣 作者／楊渡
小學六年級的那一年，林文月在上海就讀日僑小學。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中午，學校召集老師和學生，要一起聽「天皇玉音放送」。「玉音放送是重大的事，學校召集師生在禮堂裡，一片肅穆，安靜的聽著。天皇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的「無條件投降」的聲音，像一面大鼓，擊打著師生的心。剛開始，大家眼神茫然悲哀的相望，隨後，一聲低低的啜泣，像傳染一般，感染了每一個人。整個禮堂裡，充滿哭泣的聲音，久久無法平息。
林文月回到家中，發現並無異樣。家人慶幸著，戰爭終於結束了，台灣結束殖民國的統治。過了兩天，家人告訴她，我們現在屬於戰勝國的一方，不再是殖民地二等公民。新的時代來臨了。
然而過了幾天，上海的街道起了變化，日本人要遣送回國，但作為戰勝國的子民，台灣人沒有人管。街道上開始抓「漢奸」。舉凡穿著日式和服，或者與日本有往來的人，被視為漢奸，在路上會被抓、被打。經過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台灣人的生活基本已經日本化，一下子要改變也很難。何況他們住在租借區，非常危險。她的母親是連雅堂的長女，連雅堂是寫《台灣通史》的文化人，他們並無政治的依靠。不得已，全家趕緊搬回台灣。那一年秋天，她回到台北開始上小學，學習中文。
林文月是一個典型。
對台灣人來說，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不是像香港，有一個租借的時限，而是無限期被割讓出去的。沒有人知道是五十年還是一百年，永久被割讓出去了。五十年後依照〈開羅宣言〉而來的「重回祖國懷抱」，竟像一場夢。人們起初都不敢相信。
8月15日那一天，陳逸松在律師事務所習慣性的打開收音機。前一天他已經聽說次日有「重大放送」（重大消息要播放），所以特地抽空聽一下。但他的收音機性能有些問題，雜音很重，聽不清楚，只隱約聽到「一心一意」「奮戰」等字眼，他心想，還不是鼓吹「聖戰」而已，於是走到隔壁的山水亭去找音樂家王井泉吃飯聊天。他很喜歡吃王井泉的「東坡刈包」。
兩人正在閒聊的當下，在「東港事件」中強逼陳逸松「無罪自首」、好讓他升官的台北州特高警部補佐佐木倉皇的跑上樓來，一臉驚惶，急切的問道：「陳先生，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感想？」
陳逸松吃過他的苦頭，怕是在套話，羅織罪名，就不痛不癢的回道：「只有照天皇陛下所宣示繼續奮戰而已。」
「唉！我聽是日本戰敗宣佈投降，怎麼會繼續作戰呢？是不是我聽錯了？請你們兩位稍候，我先回去州廳再仔細打聽，馬上就回來。」
佐佐木飛也似的衝下樓去，留下他們兩個老朋友面面相覷，王井泉的臉頰微微顫抖著，望著陳逸松說：「佐佐木不像是在開玩笑，你是不是聽錯了？日本真的投降了？」
「佐佐木說的恐怕是真的，我那破收音機根本聽不清楚。」
陳逸松記得，大約有十分鐘的光景，他們兩個人沉默不語，多少年的心事，多少年的奮鬥，多少年的夢想，竟而有這一天。
王井泉用台語輕聲說：「日本若輸去，我們所期盼的較理想的社會就會實現了。大家要好好努力呀！」
過不久，佐佐木回來了。他激動的說：「陳先生，王先生，日本輸去了。日本輸去了。太久受大家招呼，真感謝你們！」說完放聲大哭起來。他們也不知如何安慰，也不敢流露出開心的樣子。沈默中，佐佐木就邊哭邊下樓走了。
王井泉去廚房沏了一壺好茶，坐下來靜靜相對，面含微笑，慢慢品嚐。陳逸松永遠記得那個茶香，因為幾十年來，他未曾如此輕鬆過，此生第一次，放心，安心，靜心，聞到茶香。
陳逸松的作家好友，台南醫生吳新榮在那一天中午打開收音機，要聽天皇廣播，發現它沒電，就作罷了。晚上，他的好朋友跑來找他，慌慌張張的告訴他天皇播放的內容。他嚇了一大跳。但也不敢真的相信。長久的壓制，讓他保持警惕。他一直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年輕時候坐過的牢，讓他學會不要相信統治者。
次日上午，吳新榮照常去診所出診後，才約了幾個朋友，來到郊外，把衣服都脫了，跳到溪水中，他們要「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
上岸後，在空曠的天地間，在無外人的海邊，吳新榮放心對著大海高喊：「今日起，要開始我們的新生命啦！」
第二天清早，他到一個防空壕裡拿出一面祖先的神位，把日本強制擺放的「神棚」移開，齋戒沐浴後，焚香向祖先在天之靈祭拜說：日本已經投降，祖國得到最後的勝利，台灣將要光復！
雖然如此，吳新榮並不放心，台灣民眾在街道上張燈結彩，但內心還有隱憂。因為日本還有近十七萬軍人，加上日本居民，合計有五十幾萬。他們是要去要留，還未決定；如果留下，會不會發生變數？他們會不會大開殺戒？未來中國將如何接收？國際局勢會如何演變？這誰也不敢說啊！
吳新榮為了探聽消息，特地應一個日本朋友的邀約，去他的家裡探望。在日本戰敗的氣氛裡，這也是一種友善的表示。那日本朋友姓平柳，主管特務工作，因為長期監視吳新榮而有交集。他把吳新榮請到了他的防空壕裡。
在戰爭後期，美軍時常轟炸的時代，許多台灣人都躲到鄉下疏散，日本特務無法疏散，做一個大防空壕並不意外。只是吳新榮沒想到這個防空壕點著燈，不僅燈光明亮，還備有美酒和酒菜。
「日本到底戰敗了，從今天開始，我們變成戰敗國民。」平柳喪氣的說。
「但台灣人也不是贏了，怎能說是勝利國民呢？因為我們一向是順從的，在這連戰連敗的中間，也未曾和你們抵抗過。」
事實上，到了戰爭後期，軍國主義橫行，所有反抗都已被壓制，連用收音機聽大陸的廣播都可以入罪坐牢，台中中央書局的莊垂勝就是因此坐了一年的牢，嚴厲至此，誰敢反抗呢？
「是，是，這我們也知道，所以未曾放行那個最後處置。」平柳說。
「什麼最後處置？」
「這也是過去的問題了，所以我也願意說給你聽。最後的處置是日本軍部的政策，於各街庄（鎮、鄉）將廟宇改成一個臨時的收容所，至最後階段，將所有的指導份子監禁起來。」
「什麼是指導份子？」
「像街庄長、大地主、地方有力者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黑名單人物。」
「這地方的黑名單人物是誰？」
「第一名是吳三連，第二名是莊真（莊垂勝），第三名就是你了。但是這份黑名單昨日已經燒掉了。」
「可是這怎麼要燒掉呢？這不是國民政府的功臣榜？」雖然這樣輕鬆的說著，吳新榮嚇出一身冷汗。
他曾聽台北的朋友說，日本特務手上有一份黑名單，若美軍攻台，就要把他們統統抓起來殺了，以避免和美軍裡應外合。幸好最後沒有發生，否則自己會命喪何處都不知道，更可怕的是，這簡直是台灣精英的大屠殺。
他定了定神，問道：「你想日本將來要向那裡去？」
「日本人最聽天皇的話，所以這次的投降，以天皇的命令一定不發生問題。但是日本已經屬無產國家了，即使有一句『天皇共產制』的話，我想這也許最適合日本的現況，我歸國後也向這條路走。」平柳默然的說。
吳新榮要得到的答案已經有了。他其實最想知道的是，在台灣的日本人會不會不甘心戰敗，最後負隅頑抗。顯然，日本人「最聽天皇的話」，應該就是放棄對台灣的統治，準備回日本了。至於日本未來如何走，已經不是他關心的課題。他更關心的是：台灣未來要如何重新開始。
吳新榮的憂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最不甘心離開台灣的，是來台灣殖民的日本政府官僚，特別是長期居留，已經習慣了台灣生活的日本人。
他們在台灣有特權，有房子，有財產，有各種優渥的生活條件，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有各種人脈關係，一旦離開，財產全部歸零，回到日本，他們將一無所有，成為徹底的「無產階級」。更何況戰敗的日本，也是徹底的貧困了。
他們當然不甘心，要做最後的一搏，即使只是渺茫的希望也好。
台灣人之中也有殖民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如辜顯榮家（辜顯榮已過世，由辜振甫主持家族事業），以及一些御用紳士如許丙、板橋林家的林熊祥等，他們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於是和日本軍部的少壯派軍人結合起來，計劃號召更多士紳組成「台灣政府」。
這等於是違抗了天皇的命令。但少壯軍人認為台灣有十七萬軍人，還有五十幾萬日本人，結合台灣地方士紳地主，加上台灣人順從的本性，早已習慣殖民體制，未始沒有機會一搏。這個會議，後來被稱為「草山會議」。在計劃中，他們打算請霧峰林家的林獻堂擔任獨立政府的委員長，板橋林家的林熊祥擔任副委員長，辜振甫任總務長，許丙為顧問。
8月19日，許丙和藍國城去拜訪林獻堂，但不知道為什麼，並未提出獨立政府的計劃，只是邀請他去台北一起求見總督。
8月22日，辜振甫、林熊祥、許丙等人利用與杜聰明、林呈祿等人一起去見總督安藤利吉的機會，說明了獨立的意向。安藤當場感到不安了。這是違抗天皇的命令。同時不歸還給中國而獨立，只能說是日本在背後操控，和戰勝的盟軍為敵，不必想也知道機會渺茫，更違反了日本投降的國際公約。
過兩天（24日），安藤利吉就運用《台灣新報》公開表明：「以最近本島有力人士的來訪為契機，安藤總督對於時局的急遽變化與本島之今後，簡明率直地揭示其方針……，特別勸戒島民切勿輕舉妄動，並明白表示絕不容許獨立運動或自治運動。」
若不是安藤總督全力阻止，台灣無法交由盟軍與中國政府接收，說不定會重開戰端也不一定。而這正是少壯軍人所期望，卻是台灣人最不樂見的。
洶湧的暗潮不只是獨立運動。
8月22日左右，一個叫秋水大尉的日本軍官來到陳逸松事務所，他是知識份子從軍，所以明白，要做事得找有影響力的人。他直接表明：台灣是日本殖民地，許多日本人來到台灣，現在有近五十萬居民，他們都很愛台灣，把台灣當做是自己的故鄉，而今日本戰敗，能否向中國政府租借台灣，租期五十年，租金每年三百萬元。你看這樣行得通嗎？」
陳逸松當場就拒絕了。那日本軍官不死心繼續說：「可是我們日本人真的很喜歡台灣，要是台灣人同意，我們再向國際間辦交涉。」
陳逸松拒絕道：「這個我第一個就不同意，怎麼去說？」
這個軍官想利用台灣人為主體，去辦國際上的交涉，那就與日本不放棄台灣，意義上是不同的。
無論獨立運動與租借，都可以反映出在這無政府的時刻，在政權輪換的巨變下，台灣是如何的不穩定。
政治上層如此，那民間呢？
日本的中下層公務員、教師，已經開始打包，他們帶不走的，太重的東西，如家俱、鋼琴、樂器、書籍等，以便宜價格出售。由於廈門街一帶是日本公務員所居住的地方，日本人把舊物擺在街道邊出售，也有人來收集，慢慢形成了市集，後來這裡竟成為舊書與舊貨的商場。至今，廈門街仍是舊傢俱的賣場，旁邊的牯嶺街有一度是台灣最大的舊書市集，後來雖然因為政策將舊書遷到光華商場，但還是有老店不走。如今書市不景氣，但二手書並未沒落，牯嶺街依然有不少家舊書店。這都是1945年鉅變帶來的遺留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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