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劍集》央行與勞動政策的不完美相遇

每一段戀情的分合，總在灑脫或牽絆的行板中，走過同樣的傷感與遺憾；從無法重演的歷史中拆解出來的元素，經常也相似地難以遁逃於無形。歐、美的勞動市場，在政策選擇下，各自演繹了烘托經濟的不同歸宿；但二十年的變化，卻再回到當初，結果竟然宛如一夢。

美國堪薩斯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上週在傑克森霍爾（Jackson Hole）舉辦的全球央行經濟研討年會，已成為觀察貨幣政策風向的重要場所。年會自一九七八年舉辦以來，內容雖鎖定貨幣政策，但也根據經濟動向調整主題，今年為「重新評估勞動市場的動力」；上次的勞動議題已是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九四年的「降低失業率：當前議題與政策選擇」。

一九九四年選擇的議題，要從前一波經濟衰退談起。一九八八年，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當選美國總統，雖有「讀我的唇，不會增稅」（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的名言，但在經濟不振及民主黨掌控的國會壓力下，不得不簽署增稅法案；一九九二年競選連任時的六月失業率，甚至達七．八％，創下二○○七年金融海嘯前的前一波高點，助柯林頓（Bill Clinton）順利為民主黨取回政權，當時另有一句名言︰「笨蛋，問題在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

問題在經濟，失業率則是經濟狀況的落後指標。到了一九九四年，美國失業率其實已遠低於高點，當年一月底降為六．六％，六月進一步減至六．一％，恰和今年的一月及六月一樣；而目前歐元區的失業率竟也和當年的十一％相去不遠，也因失業率高，當年年會的焦點就集中於歐洲失業問題的探討。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相似地令人難以置信。

兩段歷史的勞動市場數據如此接近，反映出歐、美勞動政策的差異。一九九四年與會的專家幾乎都有共識，認定歐洲若想改善長期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就要儘速提振景氣，同時降低勞工保護，包括減少失業救濟金的發放期間，以及增加雇主負擔的薪資稅等；但也都認為這些政策將不可避免地將惡化所得分配。也就是政策無法兼顧，只能選擇放任失業增加，或促使勞動市場更具彈性而提高所得不均程度。當年與會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更悲觀地直言，歐洲和美國的決策者，恐怕只能在高失業率或普遍的貧窮間進行抉擇。

克魯曼將歐洲高失業率歸因於福利國政策及對低技術勞工需求減少等，但歐洲學者不認同，並認為對勞工的保護不應太低，對低技術勞工的協助尤應維持，美國低度保護的情況，不適用於歐洲。

當年的央行年會，並未解決勞動政策的爭議，歐洲少數國家後來雖積極鬆綁勞動市場，但大部分選擇走自己的路，謹慎維持勞工福利。

二十年前的歷史，如今似乎重演，除了失業率與當年相同，金融海嘯後，歐美又選擇不同的政策。歐盟堅持要降低政府負債，優先維持財政紀律；美國則以經濟發展為要務，藉以降低失業率。結果又表現出不同的復原能力，美國失業率已一路向下，歐元區則徘徊在高點。然而，美國的貧富差距已相對日甚，因此衍生的醫療、教育公平性及社會流動性等爭議，也愈見棘手，形成的問題，更讓貨幣政策無法介入。

歐美勞動市場的內涵已經不同，但選擇了政策，經常也選擇了結果；政策無法完美，就像只能在夢中尋找情人。不管是高失業率或貧富不均，當歷史跨出同樣的腳步，兩代人承擔類似的痛苦，中央銀行家們呼風喚雨般的相聚，看來只激發出感風吟月似的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