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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失婚記》製片蔡崇隆─新移民姊妹的自我觀看與成長

立報/本報訊 2013.10.07 00:00
我們新移民姊妹嫁來台灣,常被人看不起,認為我們是為了錢才來的。

其實,我們跟台灣人一樣,也需要幸福,只是誰能保證,我們一定能碰到好的伴侶呢──《失婚記》

■陳曉雯

社會公義獎入圍影片《失婚記》從導演阮金紅親身經驗出發,紀錄4位異國姐妹在台灣所經歷的破碎婚姻。片中的4位主角:玉蘭、金玲、阿詩、美麗,與所有的新移民姐妹一樣,懷抱追求幸福的夢想來到台灣,但是不能如願,而新移民的身分更容易受到社會污名:把跨國婚姻的破裂歸咎給她們。阮金紅藉著影像紀錄,訴說她們的故事,也告訴大家:她們也如同一般女人一樣,渴望幸福、懷抱夢想。特別的是,本片導演阮金紅也是越南配偶,成就了台灣第一部以新移民角度來觀看並詮釋異國婚姻的紀錄片。

(上圖)拍攝紀錄片期間,蔡崇隆認為由阮金紅自己掌鏡很重要。(圖/蔡崇隆提供)

阮金紅嫁來台灣12年,經歷過一段破碎的婚姻:她受不了前夫一再賭博家暴而選擇離婚。那時女兒才國小一年級,她承受婚變,又要保護女兒,歷盡艱辛走過來,後來嫁給紀錄片導演蔡崇隆。蔡崇隆教導她拍攝,她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影像的實在,於是開始對紀錄片產生興趣,試圖以影像記錄身邊的人、事、物。她原本想拍攝自己的家族故事,因為她與辛苦撫養9個小孩長大的母親感情甚篤,所以拍了很多跟母親有關的素材,她也因此發現家族中有很多動人的故事。實際執行之後,她發現這個題材很難短期內竟全功,又因為她在嘉義縣扶緣服務協會認識了一群新移民姊妹,互動中發現她們都有類似遭遇,讓阮金紅有了新的想法:以她失婚姊妹為拍攝題材,把她和這群姊妹的故事記錄下來。蔡崇隆對阮金紅的這個想法非常支持,於是開始了拍攝計劃。

往返台越 拍攝經費多自籌

不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為了籌措拍攝資金,他們申請兩項計劃補助:一是雲門舞集的流浪者計劃,本片是第一個新移民入選流浪者計劃的企劃案,申請到10萬元;後來又申請國藝會對紀錄片的常態性補助50萬元;另外還有一筆捐款10萬元:是嘉義縣碧潭國小校長介紹的一位熱心人士,他在台北是個事業有成的會計師,雖然在台北工作,常常回饋嘉義鄉親。蔡崇隆說,這些經費絕對不夠,光是台灣、越南間的交通費就很驚人,更不用說其他,很多支出都得自籌。而且,蔡崇隆認為由阮金紅自己掌鏡很重要,但他們的攝影技術無論如何比不過專業攝影師,所以犧牲了攝影的品質,其他後製要更強。蔡崇隆動用自己的人脈找來專業剪接師林楷博,還找溫子捷和黎立語配樂;其他包括調光、混音等,所有專業紀錄片後製該有的他們都儘量做到,這些都是成本。

專業技術拍不出親密情感

本片製片蔡崇隆說,雖說本片是非專業攝影,但是整場由阮金紅來拍攝、執導,對這部紀錄片的風格有很大的影響,由別人操刀未必適合。拍攝基本上都由阮金紅與蔡崇隆完成,大概2/3是阮金紅、1/3是蔡崇隆在阮金紅沒辦法拍的時候協助掌鏡。蔡崇隆說,他以前也拍過類似的題材,像是《我的強娜威》,感覺還是有距離,畢竟蔡崇隆和他那時的攝影師都是男性;但是阮金紅拍攝時,因為阮金紅跟姐妹們很親密,姊妹們的小孩跟她也很要好,這個關係是男性攝影師無法取代的。因為和阮金紅的親密關係,姊妹們在拍攝過程中都很放鬆,片中有一場戲,是一位姊妹和她的小孩躺在床上聊天、唱兒歌,那場是阮金紅跟她們在房間互動一段時間後,在適當時機拍下的,自然而不刻意。蔡崇隆認為,這是過去拍攝《我的強娜威》,作為男性的他和他的攝影師搭檔做不到的。

姊妹退出 拍攝一度受挫

拍攝過程中遇到比較大的挫折,是一位姊妹在拍攝過程中,忽然告訴阮金紅,她不想繼續被拍了,但是理由交代不清,讓阮金紅感到非常沮喪,因為她一直認為她在關係上,該顧到的都有注意,也講好在片子發表前,會與姊妹們確認故事如何呈現才會發表。蔡崇隆只能安慰阮金紅,紀錄片本來就很容易碰到這種狀況,願意拍就拍,不願意就算了,不必想太多。

▲金玲(左)是《失婚記》中4位主角的其中之一。(圖/蔡崇隆提供)

此外,在越南的純樸地區,很多人對紀錄片毫無認識,看到攝影機容易小題大作,有一回,阮金紅在越南偏鄉的小學拍攝一位姐妹的小孩,當場已取得老師和小孩阿嬤同意,校長卻跑來要求他們停止拍攝,事後還找警察來盤問,讓阮金紅感到很不舒服。

悉心剪接配樂 成就越式風情

在後製工作上,阮金紅對很多剪接技術不了解,剪接師林楷博與另一位製片黃琇怡在指導阮金紅的剪接概念上幫了很多忙。而且片子中越南話對白很多,工作人員聽不懂,阮金紅必須先把拍攝素材中的越南話翻譯成中文,再交給剪接師過濾、挑出想要的話,然後剪接。最後一定都要阮金紅覺得滿意了、有傳達到她要的意思,才會決定片子的樣子。

配樂上,阮金紅跟蔡崇隆都覺得片裡的音樂要有越南元素,他們讓配樂人員做了很多功課,最後專為做出越南風的原創音樂,片尾曲是阮金紅自己寫詞,由黎立語配樂。

強勢帶領 能給的幫助有限

「拍片」過程也讓阮金紅成長很多,蔡崇隆說,其他姊妹多半沒有像阮金紅這樣的條件來拍片,因為她們不是白天上班、就是有很多小孩,雖然她們可能有興趣拍紀錄片,但是她們比較不能像阮金紅這樣:只有一個女兒,而且女兒也大了、獨立了,讓阮金紅可以花比較多時間投入其他事。蔡崇隆表示,如果其他姊妹有意願和條件,他願意開影像工作坊,建議姊妹們可以先從拍照開始,不一定要馬上拿攝影機,可以先從家裡的東西開始拍起,比較容易上手。

▲嘉雯畫爸爸媽媽的圖像。(圖/蔡崇隆提供)

阮金紅覺得,台灣服務新移民女性的社福團體對待新移民姊妹們的方式很傳統,用一種不尊重的、強勢領導的方式對待新移民姊妹們,好像在做業績。她曾在扶緣協會認識一名社工林詩涵,她帶姊妹們的方式比較平等民主,林詩涵後來離開扶緣到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工作,常常回嘉義探望姊妹、和她們一起辦活動。阮金紅覺得自己的個人成長,很多都是來自社福團體認識和她處境類似的姊妹,在人與人的互動中學習、拓展視野,社福團體本身做的其實有限,帶給她成長的是「人」而不是「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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