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今天舉辦十二年國教論壇，教育政策的決策程序成為討論焦點。
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名譽教授吳武典表示，十二年國教號稱準備了30年，但到現在，還是很多人覺得準備不足，急著推動會變成「早產兒」，「懷胎30年的早產兒，到底是怪胎，還是龍胎？」
吳武典認為，十二年國教至今爭議不斷，還有一堆人唱衰、唱緩、唱停，主因就是決策時出現問題，缺乏透明、果斷、精準。
吳武典說，十二年國教的一些措施，明顯是行政人員「開夜車」弄出來的，事前沒有經過嚴謹的程序，到現在還不斷地修正。例如廢除基本學力測驗，改做國中會考，依舊是以全國統一試題、統一標準的方式，沒有顧及城鄉差距。
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認為，國家教育研究院民國100年正式成立，但卻沒有盡到政策研究的責任。翻開其研究計畫，幾乎都是專注於課程教學、測驗評量，難得有一項是政策研究，卻是針對中國、香港、澳門等地的義務教育，沒有談及台灣。
黃光國認為，教育決策缺乏嚴謹的研究當作後盾，研究像是「包工程」，硬是要弄得「源遠流長」，例如十二年國教最重要的課綱，原本計畫民國108年才能完成，後來提前到105年，其實真正瞭解的人都知道，專心做，一年就可以完成。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理事長吳忠泰受訪表示，瞭解立法院的生態的人都知道，很多法案是委員突發奇想出來的，有些只適合自己選區的狀況，缺乏全盤考量，「每天都有驚奇的事情發生。」行政機關決策前，也常常沒有考慮後果。
吳忠泰舉例，教育部100年就宣布，基測要結束、免試不能採計在校成績，事前缺乏通盤討論，使得現在任何升學制度，都不能違反這兩項原則。
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系主任孫志麟表示，台灣需要一個「證據本位」的決策機制，研究報告、專家諮詢、社會參與、民主決策缺一不可。然而台灣卻往往是政策形成後，才慢慢去補程序，例如十二年國教諮詢會，就是在宣布103年正式上路之後，才匆匆成立。
孫志麟認為，理想決策應先由「智庫」進行紮實的研究，透過研究發布引起媒體參與，再透過諮詢彙集專家的意見，最後才形成完善的政策。
民國57年政府毅然推動「九年國教」，當時教師、學校、課程都不夠，但在全民的決心和努力下，將困難一一克服，至今許多人將台灣70、80年代的經濟起飛，歸功於九年國教。
如今政府推動十二年國教，環境條件遠比40多年前還要充足，但台灣早已不是威權體制，民意、言路大開，對於政策的要求也更高。任何改革，都需要更高的基礎作為後盾，讓配套更為周全完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