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論華夏文化(4) 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華夏人的硬核準基因

也論華夏文化(4) 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華夏人的硬核準基因

–本文的論述中，部份取財自google AI整理的資料，特此致謝–

在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及演化生物學的交界中，「文化深層」與「準基因」（或稱文化基因、迷因 Meme）是解釋人類行為、思想傳承及社會演化的核心概念。它們用來描述那些不透過生物DNA遺傳，卻能像基因一樣代代相傳、複製、甚至產生突變的「深層文化結構」。

「準基因」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在學術上最著名的對應詞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的「迷因」（Meme），或近年被廣泛討論的「文化基因」。道金斯在1976 年出版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他將其定義為一個「文化傳遞的單位」，用來解釋人類文化如何像生物基因一樣進行複製、變異和演化

。道金斯提出迷因的初衷，是為了證明「自然選擇」的規律不僅適用於生物學，同樣也適用於人類文化。

我讀了道金斯兩本書，都深受啟發。第一本是「《盲眼鐘錶匠》，2016年4月讀完。第二本就是《自私的基因》，2016年10月讀完。道金斯是著名的演化理論學者，牛津大學的動物學博士，英國皇家學會會士。其授業恩師是丁博根(Nikolaas Tinbergen 1907-1988；1973諾貝爾獎得主)，果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

其立論是；生物基因（Gene）乃透過生殖細胞複製、傳遞生理特徵；而準基因（Meme）則透過「模倣、學習、語言與教育」，在人的大腦之間複製、傳遞文化特徵。

準基因具備與生物基因極為相似的演化特性：

• 複製性（Fidelity）： 一句話、一個觀念、一種宗教儀式可以被高度精準地傳播給成千上萬人。
• 突變性（Mutation）： 文化在傳播過程中會產生誤解、創新或融合，形成新的文化特徵。
• 天擇壓力（Selection）： 能夠幫助群體生存、或更容易讓人大腦接受的觀念（如「舉頭三尺有神明」的道德約束），更容易在歷史中存活下來。

當「深層文化」遇上「準基因」

當我們把這兩個概念結合時，「準基因」就是構成「深層文化」的最小單元與運作機制。下表乃google AI所整理。

「大一統」這個「硬核準基因」，可以說是華夏「深層文化」中，最深沉、最入腦、入心、入魂的一個「超硬的軟架構」；沒有之一！因而，從作為墊基其他面向的「深層」到直接外顯的「淺層」各個領域，既隱而未顯又昭然若揭！它在社會層面的同義詞很多，諸如；

平均主義；求「安」；愛「平」；喜「定」；「不折騰」；不掉隊(“和合”群體比彰顯個性更重要)；不當出頭鳥(免得被棒打)；不標新立異；不鶴立雞群，要亦步亦趨；不勝枚舉，另有更犖犖大者如下；

1“舉國團結在領袖的周圍“(我高中時代的氛圍，KMT)；

2“團結在黨中央的領導“，「中央軍委主席負責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的重大軍事制度(CCP)；

3結婚是「生理構造相異」兩造的專有權利，「生理構造相案同」的兩造不允許結婚(康永哥和很多自然人都搖頭)；

4上帝也皺眉頭；「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提摩太前書》第 4 章第 4 節！

﹒﹒﹒，華夏人一切都要“和合“，就容不下不同的意見和做法！

在華夏人的日常言語中，也隨時隨地見到”大一統”影響之深！

中國的地名，以安/寧/平/順/永/定/靖/和/同為地名的，超過70個！

孟子（西元前372年－前289年）說 ﹕「定於一」。

墨子（約西元前468年—前376年）〈尚同〉上、中、下篇表述，也是傾向於：上級所贊同的（是），下級也必須讚同；上級所反對的（非），下級也必須反對。丟棄自己的”異”見(可能是前無古人的創新)跟著領導走，已經幾乎是華夏人的生理基因！

中國歷史上的各朝各代，大體上只有垂直的政治體系，皇帝沒有平行的「天敵」。歐洲地區的國家、王朝、領主，則存在政治體系和平行的宗教體系，二者的關係極為動態，在歐洲歷史上，教皇（教宗）與國王（世俗君主）的關係在中世紀呈現出「相互依存」與「激烈對抗」的雙重演變，本質上是「神權（教權）」與「王權（君權）」對最高統治權的爭奪。這段關係的演變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核心階段：

1. 早期合作：互利共生的同盟（8至10世紀）

在中世紀早期，教皇與國王因各自的需求而建立了緊密的結盟關係。• 國王需要合法性： 西元751年，法蘭克王國的丕平在教皇支持下篡位成功，並向教廷「丕平獻土」（奠定教宗國基礎）。西元800年，教皇利奧三世為查理曼大帝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自此確立了世俗君主需經由教皇加冕才能獲得神授統治合法性的傳統。

• 教皇需要保護者： 面對外敵與羅馬貴族的威脅，教皇需要實力強大的國王提供軍事保護，以維持教廷的獨立與安全。

2. 中期對抗：高峰期的敘任權鬥爭（11至13世紀）

隨著教會實力壯大，雙方開始爭奪誰才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領袖，並圍繞著「聖職任命權（敘任權）」爆發了長期衝突。

• 核心矛盾： 國王過去習慣自行任命境內的主教（以便控制領地與財富），但羅馬教廷發起改革，主張只有教皇才能任命聖職。

3. 晚期衰落：王權崛起與教權退縮（14世紀後）

隨著民族國家觀念的興起與國王權力的中央集權化，教皇的影響力開始大幅下滑。

• 王權的反擊： 法國國王腓力四世因稅收問題與教皇對抗，甚至派兵囚禁教皇，隨後更將教廷遷往法國亞維儂（史稱「阿維尼翁之囚」），教皇一度淪為法國國王的傀儡。
• 宗教改革的分裂： 16世紀宗教改革爆發，英國國王亨利八世等君主直接宣佈脫離羅馬教廷控制，自行兼任國家教會的首領。
• 現代的定位： 隨著政教分離成為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教皇逐漸退回純粹的宗教精神領袖角色，而國王（或世俗政府）則掌握完整的國家政治權力。

神權（教權）的存在和其「制衡功能」，正是歐洲的「王權（君權）」沒有形成大一統的主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教權的運作方式，修道院的知識累計，也是學術的重鎮。

原因之三；基督的上帝信仰 (另一篇再述)。

大航海時代（15至17世紀）透過「殖民主義的外部刺激」與「重商主義的國家競爭」，間接催生並塑造了近現代的「民族主義」。 雖然大航海時代初期尚未形成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但這段時期的全球擴張與衝突，為18、19世紀民族主義的全面爆發奠定了關鍵基礎。

尤有甚者，大航海時代就像是一個全球化的加速器。它一方面讓歐洲人藉由海外擴張與國際競爭，凝聚出本國的國家認同；另一方面則透過殖民統治與壓迫，在美洲、亞洲、非洲等地埋下了反殖民與追求自主的種子，最終共同拼湊出近現代世界由「民族國家」構成的政治版圖。

因而，「大一統」觀念逐漸不符合現代世界潮流，此外，其核心原因更在於現代國際社會人員高度流動，製造業的國際分工明顯，也走向多樣性、國際貧富流動，自治意識抬頭，人權保障更週全，供應鏈的分工，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傳統大一統往往伴隨著高度集權、人種歧視、文化消滅與對個體自由的壓制。

遺憾的是，共產中國不體察世界潮流，反而背道而行，導致舉國舉黨結構性貪腐，內部民不聊生，百業凋零，爛尾處處，外送正夯，甚而禍及少數民族，疆蒙藏苗皆遭滅種之威脅。外則滅香港自治，長臂干擾台灣、美歐日等民主國家。乃至輸出貪腐至落後國家暨一帶一路各國，並欲將WTO/ WHO/UN/…等國際組織收成囊中物；進而完成「中國特色的世界大同」。

黃禍在跟前；慈禧要回魂！

華夏民族的復興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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