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誓絕不說出去」：揭開日本海外器官移植的灰色內幕

一個服刑中的日本NPO負責人，竟趁保釋期間另起爐灶，繼續在東南亞仲介非法器官移植——這樁剛曝光的案件，再次撕開日本「移植觀光」地下產業的一角，也讓外界重新審視這個島國長年陷入的器官短缺困境。

根據Tokyo Reporter於今年7月最新報導，名為菊池裕道（Hiromichi Kikuchi）的男子與兩名共犯遭到逮捕，警方認定他是以東京「國際醫療諮詢事務所」為幌子、在網路上招募絕望患者的主謀。這已是他的第二次落網——早在2023年2月，他便因以「難病患者支援の会」NPO名義仲介患者赴白俄羅斯非法移植而被捕，被判處8個月有期徒刑，此次在服刑期間再度遭到逮捕。

這次的手法更為複雜。據調查人員表示，菊池的集團要求一名東京男子在出國前先匯款約1230萬日圓，其中300萬日圓以「行政費用」名義匯入諮詢事務所，另有930萬日圓以「外科醫師謝禮」名義直接匯入菊池個人帳戶。這名患者最終前往柬埔寨，從一名身分不明的女性活體捐贈者身上接受了腎臟移植，手術由一名中國籍醫生主刀，並由中國籍協調員配合菊池的人員共同運作。

患者抵達後，據報另外向當地醫療團隊直接支付了2400萬日圓作為在地移植費用；而警方同時發現，最初匯入的1230萬日圓中，有部分款項被菊池挪用於與手術毫無關係的個人消費。更令人咋舌的是，菊池據報是在前一案件保釋期間便著手設立這個新的諮詢事務所，其網站甚至以「我們尊重臓器移植法，維持不涉違法的支援體系」自我標榜，同時以「海外移植是常規」之說法誘導患者。

這類案件的反覆出現，根源在於日本器官移植體系長年積累的系統性困境。根據發表於《美國移植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2026年1月號的研究，日本的器官捐贈率在已開發國家中排名墊底，每年移植等待名單上僅有4%的患者能實際獲得器官，而文化因素雖常遭引用，研究者認為醫療體系結構性失敗才是真正的障礙。

數字說明一切。日本目前有超過16，000人在等待救命器官，2023年全年僅記錄到150例已故捐贈者；相較之下，同年美國已超過16，000例，而日本每年約有140萬人死亡，其中包括6萬名因中風或頭部外傷死亡的案例——捐贈比例低得令人憂心。

制度層面的缺口同樣驚人。日本不像美國設有多個地區性器官取得組織，全國只有唯一的日本臓器移植網絡（JOT）負責統籌，全職遺體捐贈移植協調員不到50人，卻要服務超過8，000家醫院及每年約140萬例死亡案例。更弔詭的是，醫生不只要處理重症患者，還得同時啟動器官捐贈討論、確認腦死判定，並應對複雜的法律及行政責任；而實際上，符合資格的患者中，僅4.1%曾被詢問捐贈意願。

等待的代價，是以年計算的煎熬。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今年1月的報告，心臟移植平均等待3年9個月，腎臟更長達14年9個月，肝臟約1年3個月，肺臟則約2年6個月。這樣的現實，讓部分患者選擇以金錢換取時間。

進一步了解：20110122 awaya.html、R6 ikenshoan15.pdf

國際社會對日本患者的「移植觀光」並非毫無反應。歐洲與澳洲在2008年《伊斯坦堡宣言》發布後，已不再接受日本患者接受器官捐贈，目前僅美國與加拿大仍允許日本患者在當地接受移植，且有嚴格限額。根據日本移植學會的分析，日本人赴海外移植的行為，在器官供應緊張的全球環境下，實際上可能剝奪當地居民的移植機會，被視為不道德行為。

灰色地帶，從來不只是法律文字的問題。2018年的《伊斯坦堡宣言》明確將透過器官販運進行的移植列為犯罪，此後拒絕為赴海外接受不合倫理移植的患者提供後續追蹤照護的日本醫療機構逐漸增加。東京大學醫院便明文規定，若判定患者接受的是具有違法性質的海外器官移植，原則上將拒絕提供門診服務。

不過，現實往往更加殘酷。器官移植涉及的「捐贈者」往往來自社會最脆弱的群體——在這條剝削鏈的另一端，是那些因本國漫長等待名單與嚴苛法規而被迫出走的患者所在國，澳洲、以色列、日本、沙烏地阿拉伯及美國等均被點名為主要「器官輸入國」，其公民因面臨多年等待，轉而前往可透過商業交易購買器官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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