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心臟移植現重大變革？學會研議開放「心臟停止後」器官捐贈

日本的心臟移植制度可能迎來歷史性轉折。伴隨等候移植的病患持續增加、捐贈器官卻嚴重不足，日本心臟移植學會正在積極研議一項突破性做法——開放「心臟停止後」的器官捐贈。這項被稱為DCD（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的制度，在歐美國家已行之有年，卻因倫理與法規爭議，至今未能在日本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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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的心臟移植僅能使用「腦死判定後」的器官，也就是在捐贈者被判定腦死、心臟仍在跳動時摘取。但根據一篇今年1月發表於醫學期刊的研究指出，截至2024年1月底，日本有861人等待心臟移植，平均等候時間超過4年。2023年雖創下單年115例的移植紀錄，但與歐美國家相比，這個數字仍相當有限。

歐美經驗顯示，DCD可望大幅擴增器官來源。以英國為例，某醫學中心在2015至2020年間完成79例DCD心臟移植，使該院移植總量增加48%。美國近年來DCD心臟移植案例也快速成長，成效良好。這讓日本醫界開始思考——是否該引進這套機制？

所謂DCD，是指病患在心臟停止跳動、確認死亡後才進行器官摘取。這與「腦死但心臟仍跳動」的狀態截然不同。由於心臟停止後會經歷「溫缺血期」，器官品質容易受損，因此需要特殊的保存技術——例如體外灌流機（machine perfusion），讓心臟在離體後仍能維持活性，直到移植手術開始。

今年6月20至21日舉行的第45屆日本心臟移植學會學術集會，特別將「DCD的課題與展望」列為重點議題之一。會議主席在致詞中明確提到，面對捐贈者數量不足的困境，DCD的導入研議已成為必要課題。這場全國性會議將匯集心臟內外科、移植協調師及倫理專家，共同討論技術可行性與倫理界線。

不過，DCD在日本面臨的挑戰不只是技術。一篇今年1月發表的學術文章直指，日本若要引進controlled DCD（在撤除維生設備後進行的器官捐贈），必須先解決兩大問題——如何界定「死亡」的定義，以及如何在器官捐贈情境下處理「撤除維生治療」的倫理爭議。這在強調生命倫理、對「放棄治療」格外敏感的日本社會中，恐怕需要更多時間凝聚共識。

日本現行的《臟器移植法》自1997年實施以來，已歷經2010年的重大修正。當時修法讓15歲以下兒童也能成為腦死器官捐贈者，使兒童心臟移植成為可能。但心臟停止後捐贈的案例卻逐年下滑——從修法前的高峰，降至2020年的僅9例。這種「脳死增加、心停止減少」的趨勢，反映出醫療現場對不同捐贈類型的態度差異。

有趣的是，日本現有的「心停止後器官捐贈」主要用於腎臟、胰臟及眼角膜，心臟並不在列。這是因為心臟對缺血的耐受力遠低於其他器官，傳統技術難以克服品質劣化問題。但近年國際上發展出的「快速超氧復甦」（rapid ultraoxygenated recovery）等新技術，讓DCD心臟移植的存活率已逼近傳統腦死移植，這為日本的政策討論打開了新視窗。

根據日本循環器學會的資料，今年5月該學會剛更新了「心臟移植適應基準」及「受贈者資料表」，顯示制度正在微調中。與此同時，學界對DCD的討論也愈發熱烈——從今年3月的研討會到6月的年度大會，「如何在嚴重捐贈者短缺下拯救更多生命」成為核心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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