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副理事長)
台中市某國小傳出一起事件，一名老師遭學生以樂樂棒球球棒攻擊，因對學生道歉的態度不滿，選擇報警處理。隨後，警方應老師要求進入校園，將該學生帶回警局進行筆錄；2024年12月2日市議員於議會中對此事展開質詢，並要求校長親自到場備詢。台中市長盧秀燕對此事表達不滿，批評教師「不適任」、校長「缺乏領導能力」。然而在總質詢前，盧秀燕於接受訪問時向該校老師致歉，承認自己「話說得太快」，同時指出學校和警方在處理流程上仍有改善的空間。
老師的「懲戒權」去哪了？
近年來，台灣的法律明確規定，老師不能對學生實施任何形式的體罰，像是《教育基本法》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都把保護孩子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聽起來很合理，但實際操作起來，老師常常覺得兩手被綁住，遇到學生行為偏差，卻沒什麼能做的。尤其當社會期待老師要「適當管束」孩子時，法律卻告訴你不可以。這樣的矛盾讓老師真的很難做人。所以，法律方面是不是應該再細化一點，讓老師在不違法的情況下，能有明確的懲戒權？例如，規定哪些教育性的懲戒行為是可以被接受的，同時也給老師多一點保護，免得他們一管學生就被指控濫權。除此之外，學校還需要讓老師有更多的專業培訓，教他們如何用非暴力的方法管理班級。這樣一來，不但能幫助學生改正錯誤，也能讓老師免於背負不必要的壓力。
學生的行為越來越難以控制？
再說回學生對老師的衝突，這次的事件也讓大家看見，現在學生的行為有時候真的會對老師造成威脅。但法律上對未成年人的行為有很多保護，像是《少年事件處理法》，多半是以教育和輔導為主，很少真的會懲罰學生。這樣的規定固然是為了保護孩子，但也讓一些學生有恃無恐，覺得自己不會有什麼大事，老師也奈何不了他們。學校在處理這類衝突時，應該有一套更清楚的SOP，比如說，當學生的行為已經危害到師生安全時，什麼時候該通知家長？什麼情況下可以報警？這些流程必須清楚地寫出來，避免像這次事件一樣，警方進校園卻引發爭議。此外，校內應該設立調解委員會，讓學生和老師的衝突有機會在校內被解決，而不是直接鬧上法律層面。
讓校園文化更加友善與尊重
其實這些問題的核心，還是要從校園文化下手。如果我們的校園能推動更多尊重與理解的氛圍，讓學生知道什麼行為是可以被接受的，什麼是不可取的，衝突的機會自然會少很多。對於那些行為偏差的學生，也需要提供更多的輔導和行為矯正計畫，甚至可以結合校外的專業資源，給孩子更多幫助。另外學校還可以設立像「校園安全專員」這樣的角色，專門處理和預防師生衝突。他們可以是老師的後盾，也能成為學生的中立幫手，確保雙方的權益都能被顧及。這樣的制度不但能降低師生之間的緊張關係，也能讓校園更加安全。
給師生雙方一個更公平的未來
這次的事件提醒我們，教育不僅僅是教孩子知識，更是幫助他們學會做人。但如果法律和體制不能給老師應有的保障，學生的行為又缺乏清楚的管理，那師生衝突只會越來越頻繁。未來，我們應該在法律和教育政策上同步發展，既要保護學生的權益，也要給老師適當的懲戒和自我保護的空間。同時，學校需要提供更多的支持資源，幫助老師面對挑戰，也輔導學生走出偏差行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透明又標準化的衝突處理機制，讓大家都知道該怎麼處理問題，而不是每次都手忙腳亂。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降低師生衝突，讓教育回歸到它應有的初衷：幫助每一個人，成為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