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內需擴張的「絆腳石」—中國政府能否破解深層次矛盾?

「中國式現代化」的加速推進 - 習近平時期的新挑戰

中共十九大以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大陸開始更加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這一概念在7月15日至18日中共三中全會上再次被提到，成為了這次會議的重中之重。

「中國式現代化」強調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下的現代化建設，與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存在明顯差異。習近平在會議上再次重申要全面貫徹這一理念，顯示其對此的高度重視。

這一定位的背後，是中國大陸正面臨著諸多內部矛盾與外部壓力的雙重挑戰。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大陸正試圖摒棄過去粗放型的成長模式，轉向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率的「高質量發展」。但這需要對整個社會經濟體系進行深刻的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再平衡，難度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美中貿易摩擦持續升溫，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的遏制態勢加強。習近平及其團隊深感中國大陸安全面臨的嚴峻形勢，因此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路徑選擇上，不可避免地將「國家安全」的考量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事實上，在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我們看到對「國家安全」的凸顯。這意味著，未來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因素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中共希望通過加強對統治機構的控制，鞏固其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將在經濟社會改革中，更多地考慮安全因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改革的力度和節奏。

顯然，這種「安全優先」的取向，將使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道路更加複雜化。在世界格局劇烈變化的當下，中國大陸如何在實現自身發展目標和維護國家利益之間找到平衡，無疑將是未來一段時期內，習近平及其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高質量發展」下的對外開放新態勢

縱觀中共三中全會的討論重點，我們不難發現，「對外開放」仍然是中國大陸未來發展道路的一個關鍵支柱。然而，相較於前些年單純強調擴大開放的立場，這一次的重點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過去幾年，美中貿易摩擦升級、全球產業鏈格局重塑，使得中國大陸面臨著嚴峻的外部環境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高質量發展」的理念逐漸取代了此前的粗放型成長模式，成為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新目標。

而要實現這一轉變，中國大陸政府顯然認為有必要對供應鏈安全與韌性進行更多關注和投入。三中全會的公報強調，要「加強供應鏈安全和韌性建設」，這無疑是對過去「全面開放」路線的一種修正。

究其原因，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關鍵因素

首先，美中科技競爭與脫鉤加劇，使得一些關鍵技術和產業領域的供應鏈受到了極大衝擊。中國大陸亟需打造更加安全可控的供應鏈體系，以確保自身經濟發展的韌性。

其次，疫情反複及地緣政治局勢動盪，也顯示了當前全球供應鏈存在嚴重脆弱性。為此，中國大陸政府希望通過加強供應鏈安全建設，提高抗風險能力，確保「高質量發展」的順利推進。

第三，習近平在三中全會上再次強調「中國式現代化」，這意味著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道路將更多地考慮國家安全因素。而供應鏈安全正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大陸將在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注重供應鏈安全與韌性建設。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與歐美等國家在經貿領域的矛盾加劇。畢竟，供應鏈安全對於一個國家的戰略利益而言，通常是一個「紅線」。

因此，在「高質量發展」的大背景下，中國大陸的對外開放政策將呈現出一種新的特徵 - 在繼續擴大開放的同時，也將著力確保開放的安全性。這無疑將成為未來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一個新亮點。

擴大內需的挑戰與困境

在三中全會公報中，中國大陸政府再次明確了「擴大內需」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點方向。這無疑是一項符合當前形勢的重要舉措。然而，要落實這項目標，政府面臨的挑戰並非一蹴而就。

稅收和財政改革是一個關鍵問題。中國大陸地方政府長期以來過度依賴土地財政和舉債來支撐自身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擠壓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抑制了內需的擴張。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政府在稅收結構、財政分權等方面進行深層次的改革，但這顯然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性工程。

金融體系改革也很重要。長期以來積累的金融風險，以及貨幣政策調控的艱難性，都已成為制約內需擴張的重要因素。要破解這一困局，政府需要加大金融領域的改革力度，提高金融系統的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是另一個關鍵。房地產作為中國大陸居民財富的主要來源，其走向直接影響著消費信心。房地產泡沫的風險一直是中國大陸經濟的「定時炸彈」，如何在保持房地產市場平穩的同時，又能真正釋放居民的消費潛力，無疑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也不容忽視。作為制約地方財政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地方債務危機的化解也關乎到內需擴張的空間。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和敏感性，使得政府很難採取強硬措施。

總的來說，要實現「擴大內需」這一目標，政府需要在稅收、金融、房地產以及地方債務等關鍵領域進行深入的體制機制改革。這無疑是一個艱巨的系統性工程，需要持續的努力和智慧。未來中國大陸經濟能否實現「高質量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是否能夠破解這些制約內需的深層次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