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草原》是一部典型的重建草原文化記憶的小說。對於7歲就因求學而離開了草原的王懷宇而言，草原上的歲月流轉、生死更替與他的現實人生之間產生了不小的差距，然而，來自生命基因的草原情結戰勝了時空距離的阻隔，他要以飽滿的文學激情為故鄉的草原書寫一曲生命之歌，這歌聲中有大草原上萬馬奔騰的生命活力、人獸對峙的緊張激烈，也有如蒙古族長調一樣雄渾低沉的情感傾訴。王懷宇自述：“早在1994年，我就以草原為背景創作出了《家族之疫》和《狼群早已潰散》等中、短篇小說，但是，要寫一部關於東北漢人草原的長篇小說這件事已悄然成了我內心深處的一個巨大情結。”他渴望寫出與眾不同的草原小說，要描繪漢族、蒙古族、朝鮮族、滿族等多民族共存的草原生活，體現“淳厚豐富的人生況味，凝重深沉的歷史輪回和複雜多變的生命關係”。
《血色草原》“前前後後一共修改了十二稿”，終於將他多年來縈繞於心的草原情結安放在了查幹淖爾大草原霍林河畔的塔頭灘上，以王氏、胡氏兩個家族近百年的興衰歷史為主線，講述了東北草原上人與人、人類與動物之間具有傳奇色彩的生命故事。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以草原為背景的創作系列中，《血色草原》體現出一些獨有的特色，丁帆教授曾撰文評價說：“民俗、民謠、民歌等的大量出現，豐富了小說中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動物的關係。除了主要書寫野狼和大魚之外，作者還書寫了狗、貓、豬、馬、牛、羊、雞、鳥、花、草等生靈，都很有情義，很有味道。”並由這部作品進而討論了“重建東北作家群的重要性”。
小說以追憶視角重塑草原文化的歷史形態，我們在王、胡兩家從衰到興、從興到衰的家族史敘事中看到了與“新東北作家群”的寫作相近似的某些情節，如“子一輩”的記憶、“審父”意識和逃離情結，這些由相似的生命體驗而呈現在文本中的共性特徵，其實是反映了東北地區作為老工業基地、糧食大省，在特定歷史時期中的某些共同發展經歷，以及社會轉型過程中艱難的陣痛給一部分人造成的創傷性心理體驗。然而在王懷宇的作品中，他還有意識地融入了另外一條線索——關於“血色草原”上萬物共生、優勝劣汰的風俗畫卷的描寫。正是這後一條線索的鋪展，使他得以超越現實羈絆，進入了自由恣肆的想像空間，塑造出極具個性風格的文學世界，他內心中對現實的不甘、批判和英雄情結能夠以藝術化的方式呈現出來，草原文化中潛隱的某些基因特質賦予其寫作以獨特的內涵。
“血色草原”，以蘊含著血性、暴戾、剽悍、生命激情等複雜意味相交織的“紅色”為草原的文化性格賦形。這片草原與現實生活中常見的廣袤、平靜，帶有濃郁民族風情的草原風景完全不同，它原始、野性、殘酷，但卻盡顯生命的偉力和強者意志，“在很久很久以前，塔頭灘就成了角力廝殺的聖地，就成了繁衍剽悍的地方”，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各族民眾，“都一概被這裏既有的勇猛之伍所洗禮、所同化，讓不屈之魂滲入到每個生命的血液和骨髓深處”。這種充滿生命強力和血性的文化基因應該在我們的文化血脈中延續下來，而現實的情況是，這些可貴的精神氣質正在退化和消散，因此，《血色草原》是以一種詩性敘事在喚醒人們對勇武狂放的生命狀態的文化記憶。小說中有大段關於草原自然風光的描寫：“查幹淖爾大草原浩蕩無邊，肥沃的黑土地上似乎永無休止地生長著齊腰深的小葉章草，草原狼似乎也永無休止地在翻滾的草浪中匆匆隱現。奔騰的霍林河水由西向東橫貫草原中部，河水季節性洶湧咆哮時，常常伴隨著狗魚群血紅色的怒吼聲。天性兇猛的狗魚群總是追殺著草魚群而來，它們對草魚群就像懷有千古的仇恨，一路掏咬撕扯，生吞活剝……最後，那怒吼聲伴著猩紅的霍林河水漸漸低沉而去，直至淹沒到遠方浩瀚無邊的查幹湖深處。拉嘎老古廟裏吟誦的喇嘛經從來沒有停歇過，沙啞的皈依頌文猶如雄渾的蒙古族長調，偶爾夾雜著幾聲粗俗的草原民謠，哼哼呀呀的和聲一直縈繞著草原上大大小小的敖包子隨風飄蕩……”那種浩瀚天地之間，生命在原始蠻荒的場景中綻放出力之美的圖景，傳神地複現了草原文化的原初記憶。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上，作者重點書寫了發生在所有生命體之間的角力廝殺，人與人、人與動物、動物與動物的生死搏殺在漫長的草原生態發展史中不停歇地上演著，只有具有勇氣、智慧和力量的生靈才能在競爭中居於強者地位。
胡平在為小說寫的序言中評價說：“存在是需要勇氣的，孱弱意味著生命的退化，而血性，正是一個民族的脊背，象徵著強力的意志，它源於生命也歸於生命，涉及激情，欲望，狂放，活躍和競爭。因此，《血色草原》為人們展現的不僅是接近原初的記憶，更是民族的基因圖譜，對它的發現與重塑，關乎民族的夢想與願景。它是重大的命題。”誠然如此，以對生命強力意志的表現反思現實社會的問題，“血色草原”承載著王懷宇對家族歷史的記憶與建構，也成為其筆下一個具有空間隱喻意義的獨特意象。查幹淖爾大草原上的塔頭灘，原始、蠻性、危機四伏，但保存著質樸的生命倫理，遵循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規則，人類與自然萬物“同生共存”，生命的搏擊雖然殘酷但不失公平。塔頭灘猶如福柯在空間理論中論及的“異托邦”一樣，它不同於烏托邦能夠給人類社會描繪美好的未來藍圖，而是以異質性特質存在於現實社會之中，以鏡像方式成為一種同現實相生相剋的力量。通過王懷宇的講述，個體的經歷、情感和價值判斷得以進入集體記憶的軌道之中，他用《血色草原》接續起了20世紀80年代尋根文學的思想餘脈，也以對荒寒美學的呈現，顯示出同現代“東北作家群”文學譜系的精神性關聯。
二
同《血色草原》中近於蠻荒的塔頭灘不同，《風吹稻浪》中的白鶴村與《芬芳大地》中的金稻村，在空間命名上體現出一種輕盈圓滿的意味。從沉重的文化記憶中走進現實的社會人生，“家鄉三部曲”顯示出時空的跨度，也以現實經驗為一個古老的文學母題注入了新的思想內涵。
如何看待《血色草原》同後兩部作品的關係？王懷宇自述說《血色草原》書寫的是他的“精神家園”，《風吹稻浪》與《芬芳大地》則是他的“現實家園”。三部作品之間雖然各有側重，但場景描寫、人物性格與文化意識的呈現卻具有內在的互文性，它們構成了作者家鄉敘事的底色，前後相繼地把作者的家鄉情結鐫刻在時代記憶中。
作為鄉土社會之子，王懷宇對自然天地有按捺不住的親近情感，“家鄉三部曲”中多有對自然風光的描繪，“《血色草原》中雄渾深邃的原始意象，《風吹稻浪》中魚米之鄉的豐饒畫面，《芬芳大地》中萬物勃興的人間景觀，都透視出作者天人合一的生命觀”。大自然以自身的生命律動同人類社會相伴相生，王懷宇特別重視展現自然、土地與人類生存之間的關係。
從塔頭灘轉換到白鶴村和金稻村，社會空間的面貌似乎發生了極大改變，小說的敘事背景從一個前現代的荒遠之地進入了現代社會的文明之鄉。然而，在大歷史隆隆向前的巨輪下，總有些弱小的希望和努力會被忽略，文學的意義就在於能夠代那些被壓抑的生命發出聲音。在這個層面上，王懷宇的“家鄉三部曲”其實有著共通的精神線索。《血色草原》重點講述了塔頭灘上強者與弱民的生命體驗，強與弱的較量是基於對力量和勇氣的表現，而這種競爭的根源則始於生存環境的嚴峻與冷酷。塔頭灘人夏天捕巨型狗魚，冬天獵草原狼群，成為“漢哥”和“把頭”，才能在酷烈的環境中獲得更多生存繁衍的空間，王氏家族的命運悲劇即是因為“祖父率領著他的兒孫們一直在嘔心瀝血地為成為‘漢哥’和‘把頭’而艱難奮鬥著。他們身負重荷，匍匐掙扎在眾多強手的腳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卻始終沒能如願”。類似的生存困境也出現在《風吹稻浪》和《芬芳大地》中。《風吹稻浪》的開篇即有一段對於白鶴村貧瘠落後面貌的描寫，時代已經進入改革開放後的第27個年頭，但地處東北大地西北角的偏遠鄉村——白鶴村依舊是一個戴著貧困帽子的落後村，長期無節制的放牧和亂砍濫伐，使土地鹽鹼化程度日益嚴重。白鶴村原本應鶴鳥翩飛的自然生態消失不見，人們將其改名為“白灰村”，大多數人還在為如何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而發愁。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民間對強者與弱者的認知同土地與人的關係聯繫起來，能夠逃出這窮山惡水的人被視為強者。與《血色草原》的描寫所不同的是，強者的標準不再是力量與勇氣，而和學習能力密切相關，“用村主任劉福貴的話說，就是：考出去，你就是一條龍；考不出去，你就是一條蟲”。時代文明進步的表像下，生存競爭的嚴酷性依然如故，貧瘠落後的環境逼迫著青年一代離開鄉土，而青年一代的逃離又註定鄉村會更加衰敗下去。小說的主人公江春燕一家勤勞簡樸，春燕的學習成績也名列前茅，他們原本應該成為村裏的強者，但是春燕的父母相繼病倒，她的手臂在高考前夕意外骨折，導致考場失利而名落孫山，如同《血色草原》中的王氏族人一樣，有關弱民的“黑色記憶”仿如一個無形的魔咒，總是困擾著那些艱難求存的人們，能否成為強者是他們生命中的傷痛與情結所在。
列斐伏爾討論空間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提出“空間在建立某種總體性、某種邏輯、某種系統的過程中可能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王懷宇的家鄉敘事中，他建構起一個由塔頭灘、白鶴村和金稻村等地理空間組成的社會網路，以此承載地域文化與歷史變遷的重要資訊，去推進關於社會空間與人類精神空間的深入思考，“以具象的生命個體的存在與呼號來觸摸歷史之脈搏動的溫度，傾聽從歷史深處傳來的聲音”，並將現實關切落實在家鄉振興的實踐中。在《芬芳大地》創作談中，他曾談及自己對鄉村發展的感受，特別提道：“我從小在農村長大，現在還有很多親戚仍然是農民，我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從那以後，我就越來越關注農民，從不錯過下鄉的機會。……幾乎走遍了省內九個地區的所有鄉鎮，去過上百個村屯，每次都有切身感受。”在他對鄉鎮現狀的考察中，感受最深的一點就是文化缺失導致的思維觀念落後問題，因此，在“家鄉三部曲”的寫作中他有意識地注入了自己的文化思考，對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等時代命題進行了具有文學性與藝術性的呈現。
我們發現，《血色草原》中對於王氏家族的描寫，始終貫穿著一條與文化有關的線索，它與強者敘事雙線並存，共同生成塔頭灘社會生態的結構。家族中最令人敬重的祖母就是一位知書達理、見識廣博的智者。她出生於中醫世家，能夠根據塔頭灘上百餘種野生花草的不同品性搭配出治病良藥；她對草原上流傳的歷史故事和動植物的有關知識也非常感興趣，能說出查幹湖裏各種魚的土名、學名，以及上百種鳥獸的土名與學名；她小時候讀過《論語》《史記》，懂得“以人為鏡，以史為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道理，時時提點家中幼子待人處事的方法。祖母猶如草原上的一部百科全書，在孫兒王龍飛的成長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領、教導作用。《血色草原》對查幹淖爾大草原的歷史追述和文化記憶，是由祖母的口傳身授和敘事者王龍飛共同完成的，這些基於民間視角的記憶傳承更重視對生命力量的呈現，因而更容易激發人們的共情體驗。在王氏家族慘痛的弱民歷史中，祖母成為暗夜裏的一道光，以巨大的人格魅力給這個陷入困境的家族注入了生存的希望。王氏家族中的其他長者也有一種執拗的文化情結，祖父從小就喜歡讀書，他比塔頭灘的強者胡老五高明的地方就在於他有文化；父親王耀祖受母親影響也喜歡讀書，並在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傳奇般地考入了北方省城的一所中醫藥專科大學，他畢業以後先是留校任教，後又下海經商，成為商品經濟大潮中的成功商人。客觀地看，王耀祖也是塔頭灘的“強者”，對知識和文化的渴望以家族遺傳基因的形式在王氏家族中傳承，如果說勇武善戰是一種強者意志的表現，那麼王氏家族對文化的倚重則可以視為一種隱忍的強者態度，文化使這個弱民家族獲得了生存的尊嚴感。
《風吹稻浪》和《芬芳大地》中都塑造了具有強烈文化意識的人物形象，如《風吹稻浪》中自費在小鄉村裏開辦了“呂家書屋”的呂老倔，喜歡寫作的李芒種和呂文鳳，熱愛畫農民畫的呂文龍，還有致力於將所學知識用於農業技術革新的江春燕、鄭大民；《芬芳大地》中毅然返鄉培育“金稻粳米”的趙二良，以魯迅為精神偶像的趙有才……這些活躍在鄉村大地上的文化種子，對文化的理解可能不同，學以致用的領域各有差異，但是因為有了他們的存在，就使得落後的鄉村有了發展的可能性。有學者曾敏銳地剖析社會轉型期“東北現象”的內在根源，指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絕不單純是一個經濟行為，更是一個社會發展和文化轉型的整體行為，或者說，東北文化的現代性轉化既是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內容，又是振興的動力。”受地緣因素和歷史上移民文化、被殖民經歷等諸多要素的影響，東北人的性格氣質、思維方式與東北文化的精神內涵同南方經濟發達地區具有較大差異，認識其獨特性和複雜性，才能有效地推動社會文化的現代轉型。王懷宇大學畢業後曾在群眾藝術館工作了一段時間，接觸到一些鄉鎮社會中對文化藝術懷有執念的人物，他在《愛喝小酒的老周》《群眾藝術》《羊在吃草》等鄉鎮題材中短篇小說中，曾著意塑造過這類形象，這些因為對“文化”的喜愛而在鄉村民俗中顯得“另類”的人物，事實上是增加了鄉鎮文化的底蘊，他關注他們的命運，在“家鄉三部曲”的寫作中也再次調動關於他們的記憶，對東北鄉土社會文化特色的書寫，成為他的鄉村敘事中的一個突出特點。
三
東北地區的文學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曾因“東北作家群”的出現而受到關注，80年代以來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中亦有不俗表現。然而進入90年代以後，文學創作的成績似乎總是跟不上研究者的期待，在中國當代文化場域中，東北文學要如何處理腳下這片黑土地的生活經驗？又如何體現其在中華文化共同體中的特質與價值？
近年來研究界關於東北文學的討論，在思維方式和方法論意義上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如王德威提出：“我們如何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談‘振興’東北？方法之一，就是重新講述東北故事。所謂故事，當然不只限於文學虛構的起承轉合，也更關乎一個社會如何經由各種對話、傳播形式，凝聚想像共同體。換句話說，就是給出一個新的說法，重啟大敘事。”黃平將雙雪濤、班宇、鄭執等一批近年來新出現的東北青年作家命名為“新東北作家群”，從文學譜系的傳承與變異視角討論當下東北文學的特點，認為20世紀30年代“東北作家群”的創作是以“抗戰”為背景，而“當下‘新東北作家群’回應的主題是‘下崗’。‘新東北作家群’所體現的東北文藝不是地方文藝，而是隱藏在地方性懷舊中的普遍的工人階級鄉愁”。此外，張學昕、劉大先、梁海、劉岩等一批研究者依託具體文本闡發了“新東北文學”的美學特徵和思想主題。相信研究者關於東北文學的討論還將持續下去，而一個可以延展的話題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社會建設過程中，東北地區被確定為工業基地和國家糧食基地，在社會變革的歷史進程中，工業轉型的“陣痛”受到重視，鄉村社會的命運也應當被看到。
事實上，東北文學中一直都有立足鄉土、關注鄉村文化建設的作品出現，王懷宇的“家鄉三部曲”在這個創作序列中顯示出文化的底蘊和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敏銳把握。《血色草原》《風吹稻浪》和《芬芳大地》中都寫到了青年一代對故土又愛又恨的情感，但最終他們選擇返回家鄉，以知識和技術帶動鄉村社會的改造與振興，城鄉之間的互動顯示出新的社會格局和發展動態。儘管經由文學呈現的新東北鄉村面貌難免帶有寫作者個體的情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處，不過瑕不掩瑜，在東北文學的歷史星空中，王懷宇的“家鄉三部曲”一定會因其獨特的光芒而受到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