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若彤》〈戰敗後，走不了的日本人〉的迷思與釋疑之二
【愛傳媒張若彤專欄】迷思二：國民政府派「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來台接受在台日本人的投降，當然，這個「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
釋疑：嚴格來說，代表接受在台「及在澎湖」的日本人投降、並主持接收的陳儀，不是國民政府派的，而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派的，陳儀在國民政府有軍政兩重身分，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警備總司令，這個兼總司令（Governor General）還是美方向中方要求的。
以下是陳儀上將在台灣光復當時的廣播稿開場：「本人奉中國陸軍總司令何轉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之命令，為臺灣受降主管。此次受降典禮，經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均已順利完成。從今天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週知。」
至於陳儀是不是二二八事件元凶，有本事的人都可以來試試看能不能證明。但不是用質疑人家是不是「人」的這種本事。
從目前已出爐的資料來看，真要找一個二二八的元凶，大概有幾種選項，每個選項都有各自的問題。
1. 陳儀元凶論：只和台灣這邊事後的口述資料吻合得最好，陸續解密的官方資料中，有一些捕風捉影的資料可供佐證，但也不乏相反的捕風捉影資料。
2. 中共元凶論：可從對岸事後的口述資料努力建構起來，但對岸官方的資訊不透明，難以比對核實。和當年公開的國民政府官方宣傳吻合得很好，但與內部的討論資料矛盾。另外，和事件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或警備總部的宣傳也吻合。這個說法的問題，特別是在於，當年國共尚未分出勝負，許多遊走兩方的人物，研究者很難判斷人物當時所效忠或合作的對象、以及他的真正意圖。
3. 皇民與日人元凶論、台籍日本兵與浪人元兇論、政府自導自演論：前兩種說法與當年公開的國民政府官方宣傳吻合的很好，但與政府內部的討論資料矛盾。如果我們把二二八事件侷限在2月27日到3月4日這個區間，則這個台籍日本兵與浪人元凶論會顯得更加合理（受害者為外省人）；而如果我們把時間侷限在3月4日到3月8日之間，則皇民與日人元凶論也可以顯得很合理，因為在這段時間中，跑去接管政府機關與公營事業的，也包括這些人。之後呢？之後由於相關要角（日人除外，反而神秘失蹤了）倒戈回政府這一邊，並作為政府的馬前卒來清理局面，所以就很難區分，哪些事情是政府要他們做的，哪些是出於他們自己的利益乘機幹的。
由於這些人後來倒戈到政府這一邊了，也因此他們在事件中所幹的好事，也可能在解釋上、或說詞上，就成了奉命在反抗者中間臥底，受到官方的承認或追認、讓他們脫離事件責任，因此這兩個元凶論，和「政府自導自演論」，彼此之間只是表裡的差異。
順帶一提，皇民、台籍日本兵或浪人，只是這些人之前的身分，事實上，在二二八事件當時，許多以前的皇民已經加入了國民黨、台籍日本兵（特別是海南島回來的）與中共關係密切、部分浪人則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光復初期的接管工作甚至成為光復初期的義警，只是這些人在二二八事件初期又跳出來反政府，後來苗頭不對許多人又跳了回來，這種立場的變換，是理解這段歷史時必須要注意的重點。
4. 前台共元兇論：左翼人士是二二八動亂中，民間最有組織的一支力量，但這些人你很難區分他當時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或只是單純的機會主義者），在當時，這群人當中的要角，基本都具有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身分，之後也有成為中共的。
*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青年團或三青團，要說是準國民黨也沒錯，但該團本位意識強烈。1946年黨團鬧過分家，互為各式選舉的主要競爭對手。也有不少人士在黨團皆有身分，因此解釋上並不是那樣容易。
這種身分上的模糊性，不只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出現，也在光復初期的接管與接收的工作中出現，這些左翼人士在日本時代就與日本人水火不容，許多人在光復後立刻與來台的國民政府特派員結合，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深度參與接收與接管工作。那些對「滿是日式風格的臺灣」厭惡至極的，其實應該是這批左翼臺灣人才對，但因為他們當時幹大事總是打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或是中國憲兵的名義，因此往往在不明究理的外國人的記述中，成了「厭惡日式台灣的中國人」。同樣地，我們也很難區分，哪些真的是在做政府要他們做的、哪些是這些左翼台灣人乘機做的。
這些人中有相當數量，在二二八事件前夕，扯上了接收日產的貪污罪嫌而受到調查，不久就發生二二八事件，有部分事敗後獲得自新的機會，並長期協助政府抓匪諜，在國民黨垮台後又搖身一變成為反國民黨的前鋒、控訴國民黨對他們的迫害，也有部分人在事敗後逃亡，並在之後亮出自己是中共的身分，因此在邏輯上，我們很難區分，這些人到底是因貪污被發現才反政府並投共，還是長期為共黨臥底、協助共黨破壞政府威信。這些人後來在中共反右運動中是否被整肅，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指標。
這些左翼人士，在二二八事件初期和其他的反抗者合流反陳儀，整編二十一師來了之後，被那些搶先倒戈的士紳、流氓邊緣化孤立化，甚至根本沒有參加事件的左翼人士也受到波及，加上，整編二十一師主要是針對共黨撲過來的，因此左翼就成為事件中傷亡、流亡、轉換立場最劇烈的一群，這就是我第一本二二八著作「反日力量的覆滅」的基本論點。
5. 美國元凶論：這個說法並非空穴來風，唯一的問題不是有沒有，而是如何評估其影響的深度、廣度。由於這是戰略層次的問題（請參照本文對迷思一的釋疑），相較於前面那些陰謀、自保、應急，戰略層次的行為要從相對長期的表現才能整理出可理解的脈絡，並且，那些陰謀、自保與應急所產生的影響，往往是侷限在一個相對來說較短的期間，反之戰略層次的行為，長期來說影響更為深遠。
來自美方的影響，由於目標的不同，不同時期就會有不同面貌。但以二二八事件當時來說，這個影響主要只是事件初期透過電台、通訊社的搧陰風、點鬼火，事件中期對於反抗者打的強心針（aka開出的芭樂票），以及事件後對於失敗行動的清理與對於失敗者或其家屬的收編。但相較於後期那種深入官方以及民間的影響，二二八當時的影響，可說是幼稚園級別的。
來自美方的影響，在韓戰、越戰、美國與中共聯合抗蘇、蘇聯解體、中國崛起等各個階段都會有不同的面貌。而大局之下，個人立場的延續與轉換，就是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美國介入他國政治的手法，仔細研究過幾個案例之後，也可以整理出一些反覆出現的模式。由於二二八事件比較早期，這些手法也顯得粗糙、容易發現，也因此很適合拿來做研究。
6. 倒戈的士紳與流氓元凶論：這是我在第二本二二八著作中的基本論點。不懂的人可能會覺得這是我的創見，懂的人就知道，這可以說是檔案解密初期就可以發現的最直接、最可信的說法，其他的說法都是試圖要用十萬字、百萬字來解釋為什麼要繞開這個最直接的結論。
就像瞎子摸象一樣，上述的每一個元凶論，都說到了事件的某一個側面。同樣地，「倒戈的士紳與流氓元凶論」要說的，也僅僅是事件的一個側面，所謂的「元凶」，並不是要說這批人就是整個事件背後隱藏的大魔頭，而只是要說，這些人在二二八事件中（主要發生於3月10日至3月18日的）一連串的失蹤與暗殺事件，這個被大家認為事件中最糟糕、最惡劣（而且確實存在）的事情上，涉有重嫌。
在這個說法之下，其他的說法，特別是陳儀元凶論，我們只要從倖存者偏差的角度，就可以很輕易的理解，何以事後的口述會是如此那般的面貌，又事後的口述與事發當時的資料何以有那樣大的差距。
有別於坊間對於二二八事件那種鬼影幢幢的印象，實際上絕大部分的二二八事件參與者，幾乎都能以各種方式存活下來，這使得他們可以持續地製造說法，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轉換立場與陣營。
「二二八事件成為禁忌話題」所反映的，並不是政府對二二八事件有多敏感、多麼想掩蓋，而是那些事件中使用暴力的人還在你我的周遭、那些反抗的核心要角還在政府中居高位、那些不敢講的人可能就是透過某種方式（包括但不限於舉報他人為事件首謀或地下黨）活下來的事件主角自己。如果你看電影《返校》，會被那種「一群人『自願』犧牲生命來保住一個活口、好讓這人把他們的故事傳下去」的邏輯所感動，你就會看不懂這一段。我們現在的二二八，還流傳著一個人「自願」犧牲、「自願」扛下所有罪名，以換得大家活命的這種可歌可泣的故事。
大家常常忘了，陳儀也是二二八事件中被鬥到垮台的人，而且他的人馬在二二八事件之中、之後被連根拔起。一些說是和陳儀有宿怨、被陳儀趁機除掉而莫名其妙失蹤的人，你仔細一查就可以發現不對，這些人在二二八事件前和陳儀實際上好得不得了、且根本沒有參與事件的確實紀錄。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台是1949，後來當政的高層基本上和在二二八事件後上位的那些沒有什麼關係，反而是之後二二八事件成為中共、海外獨派、黨外人士攻擊中華民國的共同題目時，由官方邀集為當年政府辯護的，除了國安局之外，也包含了當年參與事件、事後倒向政府者，這某種程度上，就是政府讓他們自己去清理歷史問題，且此時的情報部門，也早已不是二二八當時的那批。而來自中共、海外獨派的攻擊中，也不乏當年在二二八中、後，事敗而流亡者的參與。早年的黨外，老統派和老獨派曾經相濡以沫，這和當時美國與中共深度合作對抗蘇聯、甚至雙方在1980年代於軍事武器方面合作的大脈絡，也不妨放在一起觀察。
7. 蔣介石元凶論：沒什麼確實的資料與之吻合。這個說法唯一的重要之處，就在於這是目前的官方說法。
作者為《究竟二二八》作者
照片來源：天豪公開課臉書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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