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益揚／中醫師
傳統中華文化很重視持盈保泰、量入為出的精神，台灣的鄰國新加坡在平衡國家預算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國家預算的餘絀，除以該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即是一個關鍵的財政指標之一，多年來新加坡一直都是財政盈餘，當Covid-19疫情期間全世界遭逢一個從沒遇過的危機，新加坡可以用百分之十幾的GDP力量去挽救那兩個年度（2020年、2021年）疫情對企業及人民的傷害，來照顧它的人民。而台灣多年來幾乎都是財政赤字，疫情期間2020年、2021年，台灣財政盈餘也一直維持在負的3%、4%左右，但稅收近幾年卻年年超徵。
新加坡係因將平衡預算政策入憲，徹底杜絕了因為政黨輪替執政而偏離這個原則的風險，平衡預算是新加坡的財政紀律，它很透明，在國家實現預算盈餘的年度之後，也會以「紅包專案」藏富於民。反觀台灣最近吵得沸沸揚揚的超徵還民6000元，對照新加坡將盈餘還給人民的作法，應該看得出與台灣有很大的差別。
政府會計是最保守的量出為入會計，前高雄國稅局簡任稽核黃坤光先生,自述 50年前通過會計審計人員考試及格分發初任公務員，每年編列總預算以及年度結束後的決算，就是以零基預算為基礎的，編列年度預算之前，須先預估下年度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到底能夠實際收入多少，然後報給財政部去編列預算，當時每年預算數和實際執行數大約就是3%左右的差距，印象中還沒有超過5%的，近年來政府卻逐年超徵稅收，去年（2022）政府超徵5237億，基本上稅收的部分就已經超過20%，怎麼會差距那麼大？
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吳景欽先生討論超徵還民議題，他指出國家要正常運作，應要法制化，司法要公正，稅捐更需要公正，不能濫權徵收。經濟行為產生的實質所得才是所得稅的課徵標的，現在最嚴重的所得稅迫害，就是政府不是用實際的經濟行為產生的所得去課稅，而是用推想虛無收入，以稅為名搶奪民產，是造成鉅額超徵的主要原因之一。
稅災戶鍾先生2008年成立一家資本額432萬元的公司，辦理期貨業務，由於獲利少，2012年結束公司營運，但2014年國稅局以鍾先生未完成報稅手續為由，開出4千6百萬的稅單，外加罰金超過5千400萬。另一稅災戶簡永松先生原本有一家公司,從2000年起他就完全沒有營業,會計師也已經簽帳證明無經營的價值,沒想到即使過了稅捐稽徵法規定的核課期間,稅務機關竟然用2004年已廢除的無形資產作價條例的解釋函令,對已經解散清算的舊公司開單追稅7000多萬。類此稅災戶並不是少數個案而已，太極門案亦是令人不堪的人權侵害案件，敬師禮是弟子贈與師父的紅包，在一定額度内本無須繳稅，政府卻強加課稅，形同以稅為名的搶奪民產，顯然已違反刑法第129條違法徵收罪。很多專家學者普遍認為稅捐機關橫徵暴斂的行徑，追根究底就是為了追求績效獎金。
台灣的公務員大都經高普考及格任用，知識能力必然有相當的水平，編列預算不可能年年估算失準，造成「超徵」或「短估」。我認為超徵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政府每年編列績效獎金預算,稅務人員為追求績效獎金造成超徵。許多專家學者分析，官員貪圖「稅務獎勵金」是造成人權迫害案件層出不窮的根本原因。稅務獎金會扭曲人性，誘人昧著良心做事，締造了幾乎年年稅收超徵千億元的績效，「稅單開越多，獎金領越多」，稅災受害者也越多。
「稅務獎金」是不健全體制下的「法稅病毒」，而良心是解藥。呼籲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正視「稅務獎勵金」敗壞財政紀律，不利國家永續發展的危機，應盡早廢除特定族群的「稅務獎勵金」，改採其他公正有效的獎勵制度，以避免國家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照片來源：Unsplash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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