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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榮水兩岸論衡》「一國兩制」還沒死

優傳媒/ 2021.12.27 02:30

最近中共提出「全過程民主」的論述,說明今後將在強調基於四個自信的基礎上,發展東方民主制度。明乎此,則「一國兩制」將是屬於東方價值的中式民主「一國兩制」。我的觀察研判總結是:「一國兩制」還沒死,不管願不願意,它還會繼續拓展,死的只是西方民主及其背後的圖謀而已。(圖/取自網路)

 

作者/耿榮水

 

新一屆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選舉於12月20日舉行,一如各界預期,在90席議員中,親北京的建制派大有斬獲,以89比1的懸殊比數,取得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的首場選舉勝利。歐美各國嚴詞批判中共扼殺了香港的民主,抨擊「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臺灣陸委會也嘲諷這是「小圈子的選舉,未來香港的民主發展將更形黯淡。

      

去年七月當中共制訂公佈港版國安法時,前總統馬英九也頹然宣稱「一國兩制」已死。臺灣朝野兩大政黨難得對外有此共識,竟是同聲批判大陸。

     

此次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只有30.2%,創下香港歷年選舉最低記錄,特首林鄭月娥卻認為有135萬人前往投票,「不能說這是一場不重要的投票」。習近平則說「實踐証明,新選舉制度符合一國兩制原則,符合香港實際。……為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制度的支撐,是一套好的制度」。

    

一場選舉,各自解讀,也各自表述,那麼問題究竟出在那裏?「一國兩制」是否真的死了?

 

鄧小平沒想到的問題》

這些問題要話說從頭。

    

當年中英談判接收香港時,鄧小平拋出「一國兩制」的創新構想,各方頌揚讚譽不止,壓根就沒想到後遺症不少,也正足以說明,沒有完整配套措施的治國方案是走不順、也走不遠的。

    

「一國兩制」最大的思考誤區,是鄧只提出收回香港的大政方針,雖符合抓綱治國原則,卻忽略了具體的實施步驟,後繼的執行者又智能不足,思慮不全,未能相應提前部署,以致衍生不少難題,出現了始料不及的後遺症。

    

以關係百年大計的國民教育為例,竟然囿於「一國兩制」的框框,未能配套修訂調整教材內容,沒有增強民族主義精神的教育,依舊沿襲過去港英時代的近代史觀,任令殖民帝國主義時期的思維理念,殘留在教科書中。

    

多年前,筆者曾與一位接受完整香港教育系統的港大學生,深入探討鴉片戰爭的起源、過程和影響,他竟自以為公正且很有世界觀地說:「那是一場不公平貿易引起的戰爭,假若當年清政府能認清時勢,迎向開放公平貿易或自由市場的世界潮流,戰爭就可避免,香港也不致割給英國」,一席話令我錐心無言。

    

基於香港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地理條件,香港與西方世界接觸得早,思想信念本就傾向歐美價值體系,所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西方普世價值觀已牢不可破,短期內不易調適更改,更無法認同或融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中。是以有人就説,九七後香港主權是回歸了,意識型態卻沒回歸,仍為西方帝國主義所殖民統治。

     

尤有甚者,不只香港,包括不少大陸知識份子,或自詡民主改革開明人士,認為唯有徹底實行西方民主才是進步文明的道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已逝詩人劉曉波,甚至還說出「再讓香港殖民三百年,中國才有文明進步的可能」的驚人之語。

 

香港治理出現重大弊病》

再者,回歸後的香港治理,依然擺脫不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之弊病,社會資源分配普遍嚴重失衡,貧富差距日益增大,社會矛盾對立也益形尖銳,尤其年輕一代低收入與相對剝奪感的增強,使得他們發展出類如文革時期打、砸、搶的造反心理,乃藉暴力血腥表達內心的憤怒與不滿,加之境外勢力的推波助瀾,香港的動亂遂一發不可收拾。

     

回歸二十多年來,香港的物價指數至少漲了兩倍有餘,房地產價位甚至上漲三、四倍之多,一般底層職工的收入卻多原地踏步,情況和台灣在伯仲之間;比起澳門回歸後呈現二、三倍的飛躍成長,實有天壤之別,港澳的治亂有別,可說其來有自。

    

在中外古今實例中,如果領導人有其獨特的人格魅力,或傑出的領導統御能力,或有可能彌補制度上的缺失,安然度過不利的時空環境挑戰。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就成功領導獨立建國,並樹立了廉能政府典範;臺灣的蔣經國也成功領導度過轉型的國民黨,開啓了後來李登輝時代的民主改革浪潮。即使在一黨獨大的中共政權,也出現了類如朱鎔基這樣廉能兼備又素孚衆望的領導人物,既深化了改革開放的力度,又成功領導度過上世紀末的國際金融危機。

    

回歸後中共屬意的香港歷任特首,容筆者不客氣地說,四位均無此特質能耐。

 

歷任香港特首缺乏魅力》

歷來中共考量特首人選,大都在忠誠、能力與聲望三者間徘徊選擇,最終勝出者多為忠誠第一。首任的董建華是工商巨賈型出身,忠誠有餘,威望不足,尤欠缺政治領袖魅力,連陳方安生都比他強。後來的曾蔭權、梁振英、林鄭月娥都是技術官僚型出身,或有一定行政能力,卻非人格魅力型領袖,民間聲望比董建華還差,皆無以因應香港變局,曾蔭權還因涉及官商勾結而入獄多年。

     

另一個盲點是,歷來特首一概出自上層社會階級,甚至是太平紳士型人物,與中下層較無接觸來往,殊少知悉民間疾苦。而北京派來的中聯辦主任大員,也直到現任的駱惠寧才認真放下身段,走進民間,深入訪察民瘼,以致被一家五、六口人竟蝸居在五、六十平方呎的慘況所震撼。駱惠寧應是第一個給香港市民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央大員。

     

現在香港既已制定了安穩可靠的選舉制度,筆者倒有兩個建議:

    

其一是儘速培養在地公務政治幹才,加強基層訓練,並嚴加考核督導,將來必有源源不絕的既有能力又有聲望的領導人物出現。

   

其二是或仿照內地政治人才的歷練任用模式,派出廉能的幹才來港履任,雖有違「港人治港」原則,卻必然可保證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基本政策,只要卓有政績,相信港人也不會計較排斥。

 

愚昧而輕賤的心態特徵》

香港人另一個不足為外人道或無法理解的心態是,何以在港英時代不在意或不想追求民主,到了回歸中國後卻不斷拿民主號召說事,甚至動輒發動百萬人走上街頭?或者甘為境外勢力和帝國主義的棋子,自貶身價而不以為意?

   

有一種說法是近年來香港遭到兩方面的刺激和誘惑,導致香港的人格不平衡和缺乏自信心所引起:

 

一則來自內地,主要是大陸經濟快速發展,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逐漸為上海所取代,科技和營運中心則被深圳迎頭趕上,越來越多的香港人要進入內地找工作,討生活,相當傷害了香港人的自尊和自信心。

    

二則受到來自臺灣的民主外溢效應刺激,認為台灣近年來民主快速發展,不但已可直選總統,中央政府還和平輪替了好幾次,特別是2013年圍攻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那一幕,更令香港人看得目瞪口呆,甚至有不少香港大學生來台取經。

    

這種說法固然也言之成理,但基本癥結恐還在於自我同類民族的相輕否定,與盲目的崇洋媚外心理所致吧!

    

香港回歸後一年,筆者曾看到一則有趣的統計數字,指回歸後日本旅港觀光客大減,比起回歸前幾乎腰斬一半,什麼原因搞不清楚。筆者推測,可能源於日本人仍在延續明治時代「脫亞入歐」崇洋的心理作祟,總認為回歸前香港為英國當局統治,則香港就是進步文明地區,回歸中國後就屬落後不文明了。

     

或許大多數香港人也存有這種心理。在港英統治時期甘為順民,即便香港總督均是英倫指派,也願意俯首帖耳,不敢追求什麼,一旦回歸中國就不同了,即刻變得須跟上時代潮流,要與民主先進國家地區比肩齊步了。

   

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在自家國人面前則神氣活現,香港人也未免太過於缺乏民族自尊與自信了。

 

台灣「太陽花「不足為訓》

至於以臺灣「太陽花」學運為師,更是等而下之了。今天回頭來看臺灣「太陽花」學運,根本就是一齣民主荒謬劇,膚淺的台式民主不惜踐踏法治尊嚴,鬧事學生甘為政客所利用,以民粹攻佔神聖的民主國會殿堂,呈現西方民主最敗壞的一面,竟也被香港年輕人視為學習榜樣。

     

實則香港人若能沉得住氣,對未來民主有信心,按照當年香港特首選舉進程規劃,快則2022年,最慢到2027年就可完全直選了,實在不必急於一時。

     

從中共中央的立場言,去年七月港版國安法的出檯與實施,正是被逼到不得不出手的窘境,原來標榜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不得已以宣告失敗告終,換上「愛國者治港」這塊新招牌,這實在是歷史發展的偶然,而非必然。在此之前,中共對歷屆特區政府遲遲不作基本法23條的修訂,基本是持忍耐又忍耐的態度,並未限定時間表,對直選特首與立法會議員,也有比較正面的思考。應該說,北京對香港的傾向西方民主發展,原本也是有兩手準備的。

    

直到2019年中期「反送中」浪潮掀起之後,中共才積極考慮由中央來越俎代庖,又順著新冠疫情的爆發,港府禁止大型群衆聚會,乃及時推出港版國安法,從此依法雷厲風行,嚴加懲治,大局為之底定,恐多少有幾分天意。

 

不費一兵一卒撥亂反正》

猶憶在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前三個月,筆者應邀前往香港研討座談台港和兩岸政局,曾於會中提出呼籲,在臺灣大選投票前,切勿出動香港駐軍鎮壓平亂,以免節外生枝。孰料中共的確在大選前按兵不動,選後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推出港版國安法,不費一兵卒即穩住大局,誠然有它成功治理的一套手法,予人深刻印象。

     

時勢演變至今,香港人恐不得不面對現實。中共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以它獨特的東方價值民主理念,走自己的路,不理會西方民主的制度體系。目前中共已基本上達成富國強兵、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初步目標,也取得一定的話語權,足可與第一強權美國平起平坐,其中自也包括對民主普世價值的重新定義之權。

     

最近中共提出「全過程民主」的論述,更說明它確已不在乎外人的批評,今後將在強調基於四個自信的基礎上,發展東方民主制度,引領中國價值的普遍真理追求,不必再看別人的臉色了。

    

明乎此,則「一國兩制」內涵就必然重新界定,它已不再是西方民主的「一國兩制」,而是紮紮實實屬於東方價值的中式民主「一國兩制」了。

     

至於勾結外部或境外勢力問題,坦誠而言,那已不是香港是否安定發展的主要關鍵因素。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筆者從不認為境外勢力或帝國主義多麼厲害,只要香港人早日自覺自信,拒絕再向外部或境外勢力低頭,那些西方意圖是絕對無法起什麼作用的。就像「蘇東波」和「六四」之後的中國大陸,中共一切所作所為,不都保留維持得好好的嗎?所有外部或境外勢力遲早都知難而退了。

    

或許香港原本就是個以發展經濟為主體的城市,政治僅是附帶的,且讓香港回歸原來主要的經濟面貌,三分政治,七分經濟,那些別具居心者,就不要再去折騰香港同胞了。最主要的是,此後即使再折騰也不會起什麼作用了。

     

我的觀察研判總結是:「一國兩制」還沒死,不管願不願意,它還會繼續拓展,死的只是西方民主及其背後的圖謀而已。

 

(作者言論不盡代表本網立場)

 

作者簡介

耿榮水,資深媒體人,祖籍褔建詔安,出生於台灣苗栗,遷台第七代,嘗戲稱為「真台胞」,以別於1949年來台之「假台胞」。

早年曾在《中國時報》丶《自立晚報》任職,先後主編創辦《縱橫》、《前進》、《雷聲》丶《薪火》等多家黨外雜誌,著有「誰是蔣經國的接班人?」丶「孫立人事件始末記」等書,筆鋒深刻犀利,突破戒嚴時期諸多禁忌,曾為臺灣言論自由做出貢獻。

中年熱衷頻繁於兩岸交流,見證兩岸實力之興衰起伏,包括大陸30年來改革開放之艱辛曲折過程,有第一手之見聞資料。

現於故鄉自建「拙廬」書屋,整理一生可資紀念之重要文章、見聞、筆記等,擬適時出版,名曰「拙廬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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