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老又病又孤苦無依的民眾，在臺灣何其多？可是總不能如林英昌一樣，預謀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放炸藥，隨機殺人，讓一群無辜之人陪葬。光是他戶口未遷，寄放在才租屋三個月之處十幾年即令人覺得可議，還能月領社會補助金三千多元，臺灣社會單位未曾介入注意嗎？控管不夠嚴格嗎？竟能如此鬆散？民眾繳稅讓林英昌（或林英昌們？)還有三千元可以領，請問國家社會欠他什麼？把孩子養大成家了，罹癌後老婆離婚走了，一個人一條老狗，確實讓人感慨！但人生本有太多的不完美，也不能如此極端害人，那不是造成更多悲慘的人生嗎？我們的社會還有多少「林英昌」這種處境的人？獨居、家庭破裂、缺乏關懷，最後衍生偏激思想，或許，他不會是最後一位？ 像林英昌「反社會」危害他人的情形不計其數，如：地下鐵沙林事件，發生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兩個月後，亦是日本經濟衰落的時期。對於人力難以掌控的自然災害，日本人已經有心理準備，然宗教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投毒事件，卻摧毀日本人認為「日本是一個和平安全國家」的心理共識，當時日本充斥恐懼，其心境像當今人類所面對的食品安全危機。參與投毒事件的幾位教徒，不是狂熱主義份子，而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菁英。在他們就讀大學的時代，正是日本理想主義激情逐漸消退的時代。這些菁英被稱為「白色世代」，講究個人主義、冷酷。然當時的社會並沒有為差異化建立價值基礎，與泡沫經濟呼應，所有的差異化努力，皆需要花費龐大，許多人著眼於名牌、名貴的形象。21世紀社會的「炫富」現象，或為此種採物質表達差異的折射。投毒事件的菁英，按部就班的生活，卻開始對「社會體制」產生猶豫、排斥。他們開始對「喪失目的的社會」發生質疑：「戰後五十年這麼熱心地工作，繼續追求物質的豐富，結果我們到達什麼地方了呢？」對於「我們為了更豐足而努力工作，……當社會本身富裕起來時，問題應該會自然解決」的大眾思考邏輯，他們亦懷疑「社會的經濟發展，並不會就那樣帶來個人的幸福」的問題，在日本社會開始被某些人所意識。社會財富在增長，個人收入同時增加，仍無法在上班處的附近購屋，而是繼續為償還貸款而加班，耗費時間在交通路程，不用人撒毒氣，就有可能被擠死──此為當時日本普遍的景況。綜觀今日的全球社會，亦有所相似。 投毒的菁英，欲對扭曲的社會體制說「No」。然而，日本社會並無因此出現接納他們的「次要體制」，於是歐姆真理教成為他們心靈上反抗體制的精神支柱。21世紀的各國，亦存在不想被體制化淘汰之人，仍試圖深信各類的「非科學能力」，同時亦傳達部分的社會，強烈的需要「次要體制」。地下鐵沙林事件，除了是社會案件，亦為「社會集體心理事件」，以及反社會的激進行為，卻涵蓋了隱藏在表面繁華背後的心理創傷：擁有一些物質，並非表面所見的富裕，且可能缺乏精神層面的生活。林英昌們，或也有類似的感受吧？ 近期韓星朴有天性侵疑雲沸沸揚揚，有醫生從報導推斷他的行為，或可能是其父母離異帶給他的心理衝擊，導致偏差。但由於人的心理健康是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且極為複雜的動態過程，因而制約心理健康，造成心理偏差、心理障礙或心理疾病的因素也是極其複雜多樣的。如本體因素是一個人心理健康狀況發生變化的內在原因，而誘發因素則是產生變化的外在原因。誘發因素通過本體因素而發生作用，它決定著人的心理健康狀況變化的現實性。例如，緊張的生活，對於心理功能狀況良好的人而言，會激發更高的生活熱情，投入更多的生活精力；而對於心理功能狀況較差的人來說，有可能引起過度焦慮，而產生心理障礙病。 從林英昌的例子，他的行為多半源於「情緒因素」。人的情緒是多層次的，經常波動而消極的負面情緒狀態，往往使人心境壓抑、焦慮、失控、身體衰弱。還有林英昌的「個性因素」，如同樣一種生活挫折，對不同個性的人，其影響程度完全不同。有的人可能無法承受，或消極應付，從此自暴自棄；有的人則可能接受現實，正視挫折，加倍努力，奮發圖強。其他尚有「誘發因素」，是直接引起心理問題的外在、客觀因素，包括家庭因素、社會因素。不良家庭環境因素容易造成家庭成員的心理行為異常，或是家庭關係緊張，以及家庭變遷，出現意外事件……等。而社會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關係……等，這些因素對一個人的生存和發展有決定作用。社會生活中的種種不健康思想、情感和行為，嚴重地毒害人的心靈。特別在當前，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廣泛，各種社會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生活緊張事件增多，矛盾、衝突、競爭加劇。所有這些現象都會加重人的心理負擔和內心矛盾，影響身心健康，當然也包含林英昌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