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十一月，這個情況痛苦地顯現出來。當時，網路組織維基解密和全球幾個媒體，開始刊登第一批二十五萬則遭竊的國務院機密電文，許多電文含有我國駐外使節提報的、內容敏感的觀察和情報。一名派駐伊拉克的低階軍事情報人員、一等兵布萊德利．曼寧（Bradley Manning），從國防部電腦下載秘密電文，交給維基解密的澳洲籍領導人朱利安．亞桑傑（Julian Assange）。有些人稱讚曼寧和亞桑傑是捍衛資訊透明化的人，繼承了揭發政府不法作為的高尚傳統，認為他們的行為，足以媲美越戰期間洩漏「五角大廈文件」的丹尼爾．艾斯柏格（Daniel Ellsberg）。但我不以為然。正如我當時說的，善良的人都明瞭，敏感的外交通訊內容必須保密，以保護國家以及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每個國家，包括美國，必須能坦誠討論他們往來的民眾和國家。那些竊取來的電文，整體而言，證明了美國外交官的確善盡職責，而且通常在艱難的處境下工作。
這些電文也提供了有意思的材料。例如，有則電文描述一位外交官會晤某中亞部長的情況，酒醉的部長「斜躺在座位上，滿口各種俄羅斯語的分詞」；另一則電文描述在俄羅斯達吉斯坦（Dagestan）共和國舉行的一場婚禮，賓客扔百元美鈔給兒童舞者的畫面，是「北高加索社會和政治關係的縮影」。外交官經常提供他們對世界領袖的見解，例如，有一則關於辛巴威獨裁者羅伯．穆加比的電文提到，「他對經濟事務極為無知；加上他認為自己擁有十八個博士學位，可以無視於經濟學法則」。
這些公開的報告，不經意地流露出我們的外交官員多麼認真工作，而且其中不少人是非常敏銳的觀察家和出色的作家。不過，一些毫無潤飾的評論，也傷害了他們多年來費心建立的關係。我們的外交官會例行性呈報和人權運動者、異議人士、企業領袖，甚至是外國政府官員的對話；有些外國官員可能因為姓名曝光，而面臨迫害和懲罰。
洩密事件發生後，我立即譴責非法揭露機密資料的行為。我說：「這個舉動，危害了當事人的性命、威脅到國家安全，同時也傷害我們和其他國家合作解決共同問題的努力。」接著，我轉身面對大表不滿的盟友和憤怒夥伴帶來的外交衝擊。
我請負責行政管理的國務次卿派特．甘迺迪成立專案小組，逐一分析每則外洩電文，確認有哪些資訊洩漏了，以及這些資訊外洩對美國利益、人員及夥伴的影響。我們迅速擬定一道流程，找出陷入險境的消息來源，並在必要時保護他們的安全。
二○一○年感恩節前夕，我在查巴克市住處打了數十通電話。首先，打給我的朋友、曾擔任總理的澳洲外長陸克文。我們從北韓開始，討論一向關切的議題。接著我告訴他：「我也想談談維基解密的事。」我們的駐澳洲大使已經向陸克文簡報，一些關於亞太地區的機密討論，包括在中國的活動，可能已經洩漏出去了。因此，澳洲政府也成立了專案因應小組。他說：「這可能真的會惹出麻煩。」我附和說：「這件事的後果真的很可怕。我們深感遺憾，覺得中了暗算。」我承諾會竭力協助控制損害。（摘自第廿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