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西洋兩端的政治人物都對最低薪資議題不陌生。美國總統歐巴馬希望將最低工資調高40％，獲得逾3／4民眾支持；世界強國之一德國才剛通過法規，將於2015年起實施最低時薪8.5歐元（約新台幣345元）；而在自1999年起就施行最低工資的英國，反對黨工黨正積極說服企業自願支付員工更高的「生活工資」（living wages）。
對自由市場的推崇者來說，任何人為干預薪資的法規都值得警覺，認為勞動成本提高後，將減少市場對勞力的需求，而最先因此失業的人將會是最缺乏技能者，也就是那些出手干預工資的政策制定者最初想幫助的對象。
這便是何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認為，最低工資是對低技能者的歧視。他同時認為，減少貧窮的更合理方式，是透過公共補貼提高勞動階級窮人的收入。
撙節盛行 政府補貼非易事
調漲最低薪資的懷疑論者通常同意上述主張，但隨著社會收入不均擴大、勞動階級收入比例下降，敦促以行動幫助低薪者的呼聲漸增，且在撙節政策盛行的年代，到處都需要國家出手相救，要透過補貼提高勞動階級窮人收入的方式將相當困難。
或許，制定適度的最低工資並非像新古典純粹主義者所說的那麼糟糕。現實經濟中的勞動市場與教科書不同，並非完全競爭市場。由於想換工作的勞工將面臨損失及風險，雇主可能會支付員工比市場結清率還低的薪水，因此，只要制定的最低薪資不要過高，將能在不影響就業的情況下提升勞工薪資。
實證經驗支持這個論述。在夠靈活的經濟體中，適度的最低工資不會影響就業，即使有負面影響，影響幅度也極小。目前，美國聯邦最低工資為民眾收入中位數的38％，是富國中最低的。部分研究認為，聯邦及各州的最低工資對當地就業市場都無害，部分研究則認為有些微影響，但沒有研究指出最低工資會嚴重損害當地就業率。另外，英國最低工資約為民眾薪資中位數的47％，與年輕人薪資中位數相比更低，目前也未有將人們推離勞動市場的跡象。
訂定標準 建議勿超過中位數50%
然而，過高的最低工資確實會打擊就業，尤其是在僵化的勞動市場。在幾個富國中，法國是最低工資最高的國家，工資為成年人薪資中位數的60％，與年輕人薪資中位數相比更高；這能解釋何以法國的青年失業率極高，15至24歲青年中有26％失業。
不論是在理論或實務上，考慮調整最低工資的政府都可從法國經驗中獲得兩個教訓：
首先，要確定制定的最低工資不超過中位數的50％，且應要比較無生產力人口（如年輕人及長期失業者）的工資中位數低。德國和英國正冒險打破這個規定，目前提出的最低工資為中位數的62％，每6位勞工就有1位的薪資比這低，意味著這個職位將被刪除，尤其是在生產力較低的德國東部。同樣的，英國提出的生活工資比薪資中位數高20％，有可能會打擊就業。儘管美國目前提出的工資調漲幅度相當高，但仍維持在中位數50％。
再者，政治人物應將制定最低工資的權力交給技術官員。英國的最低工資每年都會依照最低給付委員會（LPC）經濟學家及統計學者的建議來調整，整體經濟環境逐漸改善。美國的最低工資則由政治人物制定，調整模式往往不規律，且傾向一次調漲過多，這對美國勞工及雇主都沒好處。
最後，政府應該謹記，最低工資是個只治標不治本的措施。他們不該因此忽略造成低薪資的根本原因，例如缺乏教育及專業技能，並該積極處理這些根本問題。（整理自《經濟學人》）
（圖說）美國紐約民眾排隊等著進入就業博覽會，圖攝於2010年3月2日。（圖文／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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