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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藏蛋糕 朱家安烘焙公民素養(下)

立報/本報訊 2014.01.29 00:00
【記者劉仲書台北報導】朱家安是個哲學愛好者,熱衷於推廣哲學知識技巧,他以哲學關心社會,認為公共議題有許多爭議,只要做出適當分析釐清就能處理得更好。他開設「哲學哲學雞蛋糕」網站撰寫各種公共議題文章,透過舉辦營隊、講座來聯繫更多人,讓他們可以更簡單參與哲學。朱家安期待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是透過更自由、更多元的價值觀來建立,尊重別人選擇的生活,而這也是他推廣哲學思考的重要目標。

(圖說)2013年10月10日上午於立法院群賢樓前的社運人潮中,迎旗隊伍正護送一面繪有人民監督政府的「公民之眼」的巨大旗幟進入抗議活動現場。(圖文/楊子磊)

Q、對你而言,在哲學領域最大的熱情是什麼?什麼樣的背景之下讓你開始將哲學運用在公共議題上?

在哲學推廣上面,最早開始寫部落格,是因為我感受到哲學在社會上常被描述得太神祕難解,這類修辭或許可以讓外行人覺得哲學很深奧,但對於了解哲學思想沒有幫助。所以我花很多時間批評那些模糊的表達。後來關注的問題移轉到死刑和文言文教育上,對檯面上的說法進行批判思考,也就是挑他們的毛病啦。討論越來越多社會議題之後,我發現哲學工具在社會議題上是有用的,因此開始在網路上介紹這些哲學思考方式。如此推廣哲學的另一個動機,是我認為我們這些研究生享受人民的納稅錢應該要對人民負責,以大家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外界,養哲學系是划得來的。

Q、目前談論過大概哪些重要的公共議題?有出現什麼常見的謬誤嗎?

我大略談過死刑、文言文、性保守主義(守貞、反對性解放、性交易、同性婚姻)。關於文言文必修,我相信大部分的支持主張都不充分,而很多高中生捍衛文言文,是因為高中生沒辦法清楚分析文言文的重要性,高中教育壓榨高中生的生活,達到他們不知道從哪個地方為自己尋找生命價值的地步,而到大學眼界開了,他們可能就能知道有更多值得念的學問。

談性別議題的時候大家常在講「物化」,但物化被濫用得太厲害,只要你的言論是在賣東西,而且有特定性別族群的人覺得你的言論對他不禮貌,他就會說你在物化。這種現象讓物化在道德討論裡面意義被稀釋掉了,它原本可能有個精確意義用來講社會結構的某種特定狀況,但被用得太氾濫,現在變成只在講在性方面的不禮貌,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還有一個常見的謬誤是「你批評我就是不尊重我的言論自由」。這個部分我認為John Mill的意見很有道理:「言論自由為什麼重要?因為它協助我們發現真理。」怎麼協助?就是讓各種意見能浮上檯面彼此批評。所以「批評」反而是最符合言論自由的一件事情。

Q、你怎麼看「社運者」?他們是不是有比較強的批判能力?

在我的觀察中,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思辨能力平均而言確實比較高,因為他們有動機去想事情,尤其是身為組織者的那些人。只要有動機去想,就有機會比其他人更有思辨能力。

不過在議題上,並非所有議題光靠思辨或哲學工具就能妥善處理,比方說廢死議題哲學人就比較有說話空間,因為死刑爭議用到比較多的道德概念。但關於核電存廢,它的爭議之處比較多在於經驗知識,哲學思辨能介入的空間相對少,加上專業資訊太多、會不斷懷疑裡面是不是有很多假資訊,這需要做非常多的功課,是個比較難克服的議題。

Q、分享一下哲學思辨的過程與案例?

對一篇文章或一段發言作哲學思辨,首先必須先抓別人的結論,接著找他說了哪些支持這個結論的前提,然後再補足其他推論過程,包含那些他沒說但其實也存在的預設。這樣就能知道他的話若要成立,有哪些事實是要出現的,接下來就能去查證事實。

比方說有個說法是這樣:「同性婚姻合法化會導致小孩被同性戀者領養,並在校園內遭到排擠。」裡面會有幾個前提:1、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同性伴侶領養小孩的權利也會跟異性伴侶一樣,2、小孩會因為這種領養關係而被霸凌。此外其實還有其他前提,就是:3、我們社會氛圍是壞的。

這些前提只要有一個不存在就不會發生那個主張所擔心的問題,換句話說,若改變社會氛圍讓社會對同志友善,也可以避免這個悲劇。而要改變這樣的社會氛圍,非常湊巧的我們可能必須選擇剛好相反的途徑,就是讓同性婚姻合法化,這是經驗命題,是不是真的如此,要留待證據去查證。如果我們對「避免社會悲劇」是如何調整我們大家應負的責任這件事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們就會知道,小孩因為被領養而遭到霸凌不見得是領養者的問題,有可能是社會的問題。

概念分析的招術就那幾招,重複運用就能抓到思考的訣竅:釐清問題、假想情境測試我們對概念的定義是否恰當、整理論證。精神都一樣,就是搞清楚那些想法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Q、哲學思辨多半在文字、言語上發生,需要一個坐下來慢慢談的情境,你怎麼看待一些社運人士主張「走到現場才能看到真相」這件事?

我相信會有一些合理影響判斷的東西發生在社運現場,並且是光靠網路或新聞資訊無法得知的,但這件事訴求者其實應該去設法解決。社會運動議題在政府、財團方面比較沒有「現場」,所以單方面去參與社會運動現場確實有可能造成情感上的偏頗,但就結果來說,這個行為或許還是值得鼓勵:我們最好對政府和財團保持不信任,而我們之所以有理由這樣做,正是因為政府和財團為了維持資訊不對等,不願意開放他們的「現場」給我們看。

現在要提升政府形象與人民的信賴感其實有很多方法,比方說政府在宣傳或回應時,不要再這麼官腔,他們應更直白地說出有「真假值」而非模稜兩可的東西。

Q、就目前為止,在推動哲學運用於公共議題之上,有沒有遇到什麼難題?

大眾對「思考」與「關心社會」的冷漠,這是哲學跟社運共同面對的難題。此外,在哲學應用的推廣上,有些障礙來自跟我一樣關心社會的人,有些人會要求發言者標明立場,否則就說你是假中立、沒資格說話,這種說法我遇過好幾次。

但我認為對議題的立場可以有更精細的區分,例如反對A方某些論點的同時也反對B方的某些論點。很多時候我們不應該選邊站,因為我們還沒有搞清楚哪一邊的理由比較好。一些自省能力強的社運份子,也會碰到類似的情況:他支持A立場,但不同意其他支持A立場的人通常也會支持的某些論點。這種以「論點」為單位而非以「立場」為單位的討論是重要的,因為當我們判斷個別論證和證據有沒有道理,一定都是以論點為單位。

還有一種難題基於對思考的誤解。在我們參與討論時,有些人會回應說:「我們是談實際的議題而非談論哲學」、「不要拿哲學的意識形態、只有哲學系裡有效的工具來討論」。但實際上在社會議題的討論裡,很少會真的用到學術哲學工具,我們花最多時間做的事情就是釐清論點,而這是任何在討論社會議題的人都要做的事情。

社運參與者在參與之初很可能來自一種情感動力,看到弱勢的現場,去聲援他們,但就算是這樣子的選邊站,我們也可以持續提醒自己,判斷能力不要被情感影響,更持平地去理解問題。情感跟理性其實是可以分開來談的。

▲數百名外籍勞工與台灣社運成員2013年12月15日在凱達格蘭大道前,高呼反血汗、要長照口號,升起大布條表達訴求,抗議現行制度,讓外籍幫傭沒有休假也沒有基本保障。(圖文/中央社)

▲近百名學生與社運人士2013年9月30日到立法院抗議服貿公聽會,在大門口廣場靜坐與警方對峙。(圖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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