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藝術界已經有雲門，文學也有鄉土的累積，只剩電影是空白，於是本土的侯孝賢及國外回來的楊德昌、柯一正、萬仁等7位導演，以新的電影語言和社會人文關懷，打破了過往的禁忌。因為時代走到此時，水到渠成，媒體和社會一面倒支持台灣新電影，從此奠定了台灣電影的人文特質。
這個時代的導演屬戰後嬰兒潮，在封閉的社會中成長，長大後面對空白的過去，便透過寫作和拍片進行社會實踐，也較有使命感。雖然當時沒有挺身而出參與社運，卻用作品說明了態度，今日仍可看到侯孝賢等導演參與大大小小社會議題的發聲。
現在這批新生代導演，有的是跟隨過這群導演，如魏德聖；有的是憧憬這些導演，如林育賢。儘管社會好像都在商業和票房討論上打轉，但不可否認他們延續了這樣的美學和精神，讓電影回到土地的歷史文化關係中。
也因為繼承了過去前輩的理念，加上社會更開放，所以他們現在更勇於透過作品訴說故事，甚至親身參與社運。（執筆：黃奕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