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聽核可率高達83％ 法院作法受質疑
高涌誠說，依法而言，監聽是偵查的「最後手段」，但從司法院統計通訊監察書核可率觀察，去年各地院統計核可率達八十三％，究竟有沒有那麼多危害國家安全，或影響社會秩序的嫌疑犯需要被監聽？難道沒有其他偵查方式替代？
律師林俊峰說，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檢察官須提出犯罪嫌疑人危害國家安全，或影響社會秩序情節重大的「事實」，且難以其他方式蒐集證據，法官才會核發通訊監察書，但核發通訊監察書涉及司法獨立，不受立法院監督，只能由法官自律。
高涌誠表示，監聽分為國安監聽與刑事監聽兩類，排除國安監聽，單從司法院公布各地方法院核發的通訊監察案件，一年達一萬五千多件，每件可監聽三支電話卅天，保守估計，每支電話每天「只」與一人通話，一年至少一百五十萬人被監聽，而黑數則可上看六百萬人。
移民署長謝立功擔任警大國境系副教授期間，調查九十年執法單位監聽現象，當時通訊監察權尚未移轉法院，檢察官可核發監聽票，那年法務部公布年度通訊監察報告，核准七千二百餘件，核准率為九十九．五五％。
謝當時計算，每張監聽票可聽三支電話卅天，若以每支電話每天交談十人次估計，一年有六百萬人次以上被監聽，等於每四個人中，有一人曾遭有意或無意監聽，或也可解釋，監聽員疑掌握台灣四分之一的通話內容。
事隔十二年，謝立功說，通訊監察權已移交法院，法官會妥適把關，執法機關依法監聽，應不致侵犯人權。
不過，陪審團推動聯盟曾質疑，台灣二千三百多萬人口，每年法院核發監聽件數，竟與擁有三億多人口數的美國不相上下，高涌誠認為，通訊監察權移轉法院後，核可件數不降反升，顯示法官欠缺人權保障意識。
去年監委余騰芳、葉耀鵬調查也顯示，部分地檢署執行監聽時，在監聽結束後沒陳報法院，許多監聽業務事後沒依法通知被監聽人，嚴重影響人權，認為法務部沒盡到監督之責，提出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