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看：理性的公民

針對從4月反核浪潮、洪仲丘到近日的大埔事件，公民運動水漲船高，但也引起質疑，指摘運動激情對於弭平爭議及建立社會共識無所助益，純為民粹。這類論述的支持者更進一步論社會議題爭議須理性溝通，應尋求體制內溝通管道來解決問題。

固然，透過理性溝通來解決社會矛盾是公民社會的理想，但若就以此論斷應盡可能避免上述公民運動所引起的衝突，有如下幾個盲點：

首先，理性是什麼？絕非一種置身事外的冷漠就可謂理性，或者知識、社會資本高度的思維優勢。當公民運動衝突發生時，根本需要被正視的就是管道的不對等，被迫訴諸衝突的一方為何無法透過所謂「體制內」來申訴自身的權益。

以大埔等土地徵收案為例，其程序上完全缺乏充分的事前溝通，而僅以張貼公文一星期就斷定被徵收者要照單全收。

進一步論就是爭議的本身是否就是一種權力的不對等，被迫訴諸衝突者往往是制度弱勢或為多數利益考量下被迫犧牲個人。真正理性反而應盡可能正視其中的不公平及體制本身需要被挑戰的問題。

最後，公民社會理性需要一個動態建構的過程，並不止於弱勢與非弱勢，更有意識形態的鴻溝。雖我們奢求一個理性溝通的社會願景，但絕不能矇起雙眼忽視衝突扮演釐清社會是非與價值的可能。

林子暉／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理性的溝通

近期台灣社會紛擾，從洪仲丘案到大埔事件等皆讓許多民眾走上街頭，固然引起大眾對於議題的矚目，但同時也激化矛盾。

細究其中，公共議題皆有其正反意見，也往往需要細緻的溝通過程，絕非情緒宣洩與對抗可以建立共識，關鍵即在組織者呈現議題的手段。

以大埔案為例，大埔案透過不斷的肢體衝突來升高議題關注度，卻同時也讓議題雙方皆有騎虎難下之勢。縣政府縱然在拆遷過程中有諸多瑕疵，但公權力在媒體鏡頭前履遭挑戰，此時若斷然低頭認錯，政府何以繼續折衝各方，推動公共建設。

因此，在台灣民主化已進數十年，公民意識日漸高漲，當各方團體在伸張自身權利或正義之時也須開始嘗試更細緻、更具體制的溝通方式，而不是一昧要求政府實現自身要求，或將訴求放置於絕對正義的高度，悲情、受害成為不擇手段。

各方皆須重新正視相關法制管道，街頭遊行也應以平和陳述訴求為要，以此方能建立理性的溝通機制，也讓為政者可更明確掌握各方矛盾，而抗爭團體才能彰顯自身訴求的程序正義，不致淪為會吵的孩子有糖吃。

台灣未來可預見有更多、更具爭議性的社會課題，諸如核四和各地開發案的土地徵收，若不能引以為鑒，令人憂心。

林泰佐／社會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