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拒絕的死囚、被浪費的器官？
『(槍響、救護車聲)是不是這一部？對啦！這一部沒錯啦！(什麼時候要動手術？)馬上、馬上！』
2012年12月21日傍晚，大批媒體匆匆趕到台中看守所圍牆外守候，法務部又要槍決死刑犯了。記者從高處往下看，從窗內透出的昏黃燈光中，法警長正帶著同仁向刑場外供奉的地藏王菩薩燒香膜拜。
沒多久，隱約傳來一聲槍響，當年犯下女保險員性侵分屍命案的死刑犯陳金火槍決伏法。由於他生前簽下器官捐贈同意書，行刑方式由射擊心臟改為射擊腦部。法警瞄準他的右腦開下一槍，10分鐘後，救護車快速開出，陳金火被送到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捐出了肝、一對腎臟、一對眼角膜以及骨骼，至少可以造福5名病患。
同一時間，台北看守所外， 另一名剛剛伏法的死刑犯--國中教師曾思儒，卻沒有如願捐出器官，踏上死亡之途前，他再三詢問法警，醫院為什麼不要我？
回想起這段過往，輔導曾思儒好幾年的更生團契牧師黃明鎮搖了搖頭、難掩傷痛。
黃明鎮：『(原音)我不是已經要捐器官嗎？怎麼沒有人要？曾思儒我們輔導他好幾年，他早就願意器官捐贈，在刑場的時候他講的一席話，覺得他還可以繼續留下來，以後還有用處，可以教英文，有剩餘價值。最後他說我不是用器官捐贈嗎？怎麼沒有醫護人員來給我打針？執行死刑的檢察官說，他們醫院不要。啊？都放棄啦？沒有一家要？他帶著無限的遺憾離開世界，他想要做一件好事都不可能。』
黃明鎮：『(原音)人生在世短短幾十年，他們這些都是危害社會、沒有做過一點好事，他們願意悔改，我們花多少代價、費了多少口舌，最後結局，不要了。』
◎等待換心 無法呼吸的痛苦
為什麼不要？醫院的加護病房裡，與死刑犯一樣面對死亡，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仰賴著呼吸器、打著強心針，向上蒼祈求一點奇蹟，他們正飽受疾病摧殘。
麗珠：『(原音)我每次只要吸不到氧氣的時候，我就一直打自己打到黑青、我跟自己講說我絕對不能沒有意識，我一定保持我自己的意識，其實那個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其實我們的痛苦是怎樣，很像是一個塑膠袋把你的心臟束住、吸不到氧氣那種痛苦，真的很痛、很痛、很痛。』
說話的是麗珠，47歲的她說話聲音小小的，因為插管留下的後遺症，她已經用盡全力跟我們說話。成功換心之前，麗珠與病魔搏鬥了10年，身上留下扭曲的血管、一道道術後疤痕。這10年來，醫院的病危通知不知開了多少次，年邁父母的眼淚從沒停過。
同樣也曾經在振興醫院加護病房等待換心的祐廷說，他差一點被逼瘋，因為受不了疾病的折磨與等待的煎熬，當時全身插滿針孔管子的他，總是抱著棉被偷偷地哭，他才30出頭。
祐廷：『(原音)那時候情緒很低落，我有很多朋友，我都跟他們斷了消息，不想讓他們來加護病房看我，我不想他們看到我這麼狼狽、這麼病況的樣子。那陣子就是一直哭，我還跟我媽說，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我不要換了、我不要等了，我說在這裡好痛苦，都沒有人可以了解我，我甚至說我要把機器拔掉，我說我要出去，太痛苦了，我不要等了，可是我那時候還剛等不到1個月。』
在衛福部的器官移植登錄系統裡，像麗珠、祐廷一樣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有8千位，不管是心臟、肝臟還是腎臟都很短缺。醫院為什麼不要死刑犯捐出的器官？難道要眼睜睜看這些病人死去？
◎救與不救？國際壓力排山倒海
牽著腎臟移植成功病人的手，切下蛋糕。這天，台大醫院移植外科主任蔡孟昆與病人一同慶祝重生。在開刀房20多年，蔡孟昆比誰都懂移植病人的苦，只不過聽到死刑犯器官移植，他堅決地搖了搖頭。
蔡孟昆說：『(原音)我關心我的病人，我希望為他們移植，但是捐贈那個部分，要合情、合理、合法，我也珍惜那個捐贈的人。倫理上有問題，我們講難聽一點，這個叫共犯結構，你可以算啊，這一年有多大收益啊？很驚人耶！腎我們算100萬好了，肝臟可能多一點、心臟，肺不一定會做。你可以算大陸一年有多少死刑犯？有多少收益？那這些收益到了誰的手裡？會不會影響整個判決、程序？(記者：可是那是中國大陸啊。)所以你就更不要做啊，你為了那幾個壞了台灣的名聲。』
的確，醫院不是不想要，而是不能要也不敢要。死囚器捐遭到國際的反對，主要原因是部分國家死刑浮濫，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死刑犯冤獄、器官強摘、器官買賣的事件時有所聞。而鄰近的台灣，雖然過程嚴謹，卻也難逃質疑。
反強制器官摘取醫師組織主席特瑞(Torsten Trey)就曾在一場國際座談會上公開呼籲台灣停止死囚器捐。
特瑞說：『(英文原音)處決、死刑、摘除器官，從2012年起，國際不接受這樣的模式和行為，我昨天聽說，台灣2000年到2008年停止死囚器捐，但這2年又有一些案例，這是退步，世界的趨勢是阻止這樣的行為。』
拿出一疊疊的資料，曾經代表台灣參與「伊斯坦堡宣言」起草的台大醫學倫理教授蔡甫昌則說，每年和國際移植醫學界聯繫，總是被關切台灣的死刑犯器捐狀況，世界醫師會(WHA)、世界衛生組織(WHO)與國際人權聯盟(ILHR)都反對這個做法。
◎學術研究遭拒絕 醫生為前途自保？
國際上對死囚器官越來越敏感，也反映在學術研究的認可上，一旦醫師的研究涉及死刑犯器官，就會被拒絕審查、刊登。
蔡孟昆說：『(原音)時勢所趨啦，國際社會已經把這個事情卡得很緊。比如說我寫一篇論文，我要去投稿，你投搞的網頁裡面就有一點，你一定要點我的醫院反對死刑犯器捐，你這個論文你才投得出去。(記者：整個醫院所有科別都連坐？)對。你只要是移植的雜誌，你點了才能投，所以你只要還要在學術界混，你怎麼可能？這個在現實面的考量，對學術研究來講，它有這樣的規範，為什麼高雄長庚也不做了？國際移植醫學會對這個事情態度非常堅決啊。』
學術研究卡住，無疑阻礙了台灣醫學在國際上的發展，這問題非同小可，再加上人權與道德的爭議，台灣移植醫學會在2011年與2013年2度發函給全台移植醫師，表明醫學會對死囚器捐「不鼓勵、不支持、不執行」的態度。
移植醫學會理事長王水深說：『(原音)去年我們開理監事會，我們決議不鼓勵、不支持、不執行死囚器官捐贈。最需要死囚器官就是移植病人，醫師看這些病人，醫師也很需要，我們表示學會立場，我們是不鼓勵、不支持也不執行。』
◎不自由的靈魂如何表達同意？
除了國際壓力與現實考量，還有一個最根本的道德困境是，世界醫師會認為，死刑犯不自由，沒有人能夠保證他完全自主同意捐贈。
戴著帽子與口罩、遮住大半臉孔的張媽媽是死刑犯家屬，今天上午她要搭公車去看守所探望她的兒子，每個禮拜3個小時的路程，她已經來回來走了十多年。
回想兒子剛被判決死刑定讞後沒多久，長年篤信佛教的張媽媽勸他，死後可以捐贈器官，當時兒子總是沒說什麼，不過，最近卻有了變化，他積極要求張媽媽為他簽署器捐同意書，因為他知道捐出自己的身體可以救很多人。
張媽媽：『(原音)剛開始我跟他說捐，他也沒有表示意見，只是笑笑，沒有回答我，到後來這一波、第一次執行死刑後，他叫我趕快簽，說會來不及，你知道還要檢查、比對，怎樣、怎樣，他是這樣跟我講。』
兒子想要器捐的心願相當堅決，張媽媽簽下同意書，卻忍不住手腳發軟。
死刑犯想要器捐的心願有時很強烈，台中更生團契牧師董月春就有經驗。已經在2011年槍決伏法的死刑犯王志煌，當時因為已經找不到家屬為他簽署器捐同意書，他多次要求董牧師當他的見證人，讓他能夠器捐。不過，礙於法律規定，他只能留下遺憾。
董月春說：『(原音)每個禮拜我都會跟他個別輔導，他說他極力在戒菸，雖然菸沒有戒成功。但是他說他為了要器官捐贈，他就改吃素食，每天運動。他的意思是說讓我的器官是堪用的，所以我就極力運動。他自己也跟監方反應，讓董牧師做見證人就好了，教誨師有跟他解釋說不可行，因為法律有規定，如果願意的話，就是找你媽媽，但是這件事他一直不同意，後來也槍斃了，就等於他的心願未了。』
不管是張媽媽的兒子，或是已經被槍決伏法的王志煌，都明確表達他們離開人世前想要救人的盼望，社會應該接受嗎？應該拒絕嗎？
蔡甫昌說：『(原音)這個人他到後來捐出器官是因為想要贖罪？還是有很多監獄條件的影響？台灣監獄情況應該是好得多，但有沒有可能台灣監獄裡也有比較黑暗的？受到脅迫、受到利誘，這個就是世界醫師會一直主張的，對於在那樣情況下的人，是不是有真正的自主跟知情同意，他是質疑的。』
這樣的爭議也不只出現在台灣，2011年3月，美國奧勒崗州的一名死刑犯隆戈(Longo)為了讓自己在被處死後能捐出器官，他架設網站，設臉書帳號，還投書紐約時報。他說，「我37歲，身體健康，使用我的器官可以降低本州1%的器官需求量，拒絕我根本是浪費。」雖然Longo引起美國社會的討論，不過礙於道德考量，最終奧勒崗州當局仍然駁回他的請求。
死囚處在死亡隨時可能降臨的恐懼之中，面對死亡，或許會存有各種的盼望。
台大刑法教授李茂生說：『(原音)我都要死了，反正我死我也不會痛，我捐出來之後說不定冥冥中有什麼神可以幫助我，不要掉落十八層地獄，我還可以重新做人，這種願望都會有，一有的話，他就很積極會簽署，這個簽署是自願？還是在那種即將被執行死刑的情境之下的壓迫而形成的同意？是有爭議。』
◎配對成功卻換來死刑執行？
李茂生：『(原音)外面有一些傳說，假如說你捐了器官，剛好外面某一個人跟你比對剛好適合的話，可能他會提早去執行，民間有這樣的訊息。』
原本鼓勵兒子簽署器捐的張媽媽，聽見有這樣的說法，不免也擔心了起來。
張媽媽：『(原音)因為師姐的話多少讓我影響，後來我說再等一陣子，我現在馬上去簽這一張(同意書)，萬一像外面說的，某個重要人物剛好符合，就先走了。後來我兒子一直催我，媽，剛開始是你叫我簽的，後來換你後悔，不要再想了。』
死刑犯器捐在人權上有所爭議，由於涉及生死問題，槍決的先後順序是否與器捐配對結果有關，也遭到質疑。
刑法教授李茂生話說得直白，他認為判決死刑定讞的50多名死刑犯，可能淪為器官供應者。
李茂生：『(原音)我國儲存了50具活的屍體，去儲藏活的器官。活生生的屍體，儲藏活的器官，什麼時候要用，就看配對是否成功，你是不是健康。這是屠宰場，養了豬，等到差不多養肥了，就可以宰了。(問：所以在這個配對的流程有了一個結果，可能會導致執行這個人的死刑？)有可能，但是他們絕對不會承認，因為這就是把人當作是器官保存。醫學對於宰死囚，最多只到選擇，但是他不能決定要不要死。』
面對這麼嚴肅的指控，法務部次長陳明堂與主任檢察官張春暉都大呼不可能。
陳明堂：『(原音)不會、不會，這個是錯誤的資訊，其實我們在決定要執行哪些人之前，我們是經過相當的評估，器官捐贈絕對不在我們的評估範圍內，不會。』
主任檢察官張春暉：『(原音)而且那器捐是當天才有去做比對，因為他是衛生署有個器捐資料庫，我需要哪些器官，他們都輸入系統，所以當天要捐的時候，醫院就捐的輸入系統，才會去比對，可能是心臟、肝臟符合哪家醫院的哪一個人，他們才去通知醫院什麼時候去摘除器官。』
雖然反對死刑犯器捐，外科醫師蔡孟昆也嚴正表示，醫院不可能為了替病人移植而做這樣的事情。
蔡孟昆說：『(原音)沒有這種事情。不要亂講，把台灣都講壞了，病人的資料我們是絕對不會洩漏出去。是有了捐才有配對，他們會先抽血，但是還沒有捐就不能按配對鍵。法務部很保密，他不會是先通知你，所以很多醫院不做的另一個理由是時間太趕。有很多資料已經太久，所以沒有再重抽(血)，我們也不大敢做。組織配對不會變，但是器官功能會變、感染的情況會變，我們會怕，尤其是愛滋器捐之後。』
死囚器捐在人權爭議上無法跨越；在執行層面上，也有難以解決的道德難題。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沒有人能保證「死刑犯死透了嗎？」送到手術檯上摘除器官的，是屍體還是活生生的人？這當中存在著腦死判定的問題，下集節目中，我們將帶您到醫院的現場一探究竟。(央廣記者沈雅雯、王韋婷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