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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犇報聯播:「新右派」出現在台灣地平線上了(上)

立報/立報犇報聯播 2013.07.03 00:00
「新右派」出現在台灣地平線上了(上)--

評吳叡人的〈賤民宣言〉

文/趙剛

  這是一篇複雜而危險的文章,徘徊於「高貴」與「低賤」之間。文字之中,透露著一種自由的呼喚,但也埋伏著一種嗜血的殘忍。

  作者吳叡人何許人也?因為他是《想像的共同體》的譯者,我知其名甚久但未曾謀面,印象僅止於此,以及他好像是一個政治學者。前一陣子,兩位東海的學生給我〈賤民宣言〉的連結,說這對學運學生影響頗大,並希望我提供一些批判的視角或啟發的維度。於是我趁期中考的空檔好好讀了。讀的過程中,感覺算是複雜,我雖然非常不同意他的整個認識架構與核心論點,但認為他是一個可敬的對話者──他讀書、他思考、他有他的一套邏輯與價值、這裡或那裡他有他的觀察敏感,以及,他也希望「介入」「現實」。儘管,在細讀下,他也展現了很多的令人困惑的矛盾與不一致,有時甚至──原諒我──扯淡,但我也在想,這些也未必是他的問題,而是一種當代的台灣的主流的思維架構所必然會展現出來的問題罷。當然,這樣說並不表示我的思維是沒問題的。因此,以下這篇批判文字,也等待被批判。

一、

  〈賤民宣言:──或者,台灣悲劇的道德意義〉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我的整理如下(我的整理只能為我自己負責,不建議讀者以我的閱讀為閱讀):

當代東北亞是蘊含著高度民族主義能量的地震帶:日本是「實質上美國的附庸」還沒有成為「正常國家」;中國還沒有「完成兼併台灣的目標」──『中國民族主義強烈渴求修補受傷的尊嚴,恢復帝國時代的榮耀,並且完成民族解放的最後工程─「收復」台灣』;而韓國則尚未「建立統一的國家」。因此,區域中有些日韓的進步知識分子去搞所謂的「東亞論述」或「亞洲論述」,其實是在「重構各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以為某種相對進步的區域主義或民族國家結盟形式鋪路」。在此,吳叡人似乎暗示此間知識分子不可盲目跟風,原因是因為「這場進步遊戲」其實還只是主權國家(知識分子)的遊戲,台灣一日沒有「主權國家的身分」,則台灣一日別想參與「任何形式的東亞共同體」。

  在這個「主權民族國家體系」所壟斷的世界中,台灣的位置是賤民階級的一個成員,因為,它沒有國家,或縱然有國家但又不被這個體系所承認,從而只能在「帝國的夾縫」中如賤民般苟存於世。

  但賤民自己不可妄自菲薄。既因為,唯有身處卑賤,才能有一隻眼看到體面民族國家俱樂部的偽善與嗜血,看到他們其實「並未挑戰主權民族國家體系對國家形成權的壟斷,也無法超越權力平衡的現實主義原則」。但更重要的不在「思想」的可能,在地緣現實主義之中,吳叡人有一種他自己的現實主義──知識與思想最終而言是無效果的,因為「在東北亞的民族主義格局之下,小國沒有逃離帝國強權掌控的選擇」。而這麼個判斷,又是基於吳叡人對「東北亞的當代」的認定,對他而言,東北亞當代的「民族主義格局」有三要素:民族主義能量累積巨大(已如前述)、資本全球化所造成的不均衡發展及其引發的在地民族主義反抗,以及(和現在這個論點有關的)新世紀以來新興的但不穩定的美中雙極體系(吳叡人用的是「多極體系」,但以他的行文為準,只有美國與中國而已)。

  因此,吳叡人根據他所見證的這個「經濟與歷史發展的結構性邏輯」,所下出來的核心政治判斷是:「在沒有逃離帝國的選擇」下,作為「賤民」的發聲者的台灣民族主義知識菁英就只剩下一個弔詭的「無路可出」的出路,那就是勇敢地但也同時是「不得不的」負擔起「賤民」的歷史角色,成為「結構性的懷疑主義者」,並「不得不重估一切高尚的價值」。因其困境與生存之慾望,賤民被迫成為了「道德的民族」。

  或許是自覺到他的這個政治判斷的非政治性與「道德─美學」性,吳叡人回到史特勞斯風(Straussian)的古典,期望台灣賤民在世界歷史的不公、殘酷與絕情中,「創造出一個公正的城邦」──,即「治理的技藝(statecraft)」,在絕望中一心向善,砥礪自身的精神氣度,蓄勢以待。等待什麼呢?「帝國突然崩解,或者當帝國揮軍東指」。而在等待中,賤民所做的一切,從未來往回看,也有了兩種可能的意義:「為自由蓄勢,或者為有尊嚴的死亡蓄勢」。

二、

  吳叡人的這篇「宣言」在哪些方面吸引了一些學運學生,我誠然不知,但我想,也希望,應該不是前引的那段賤民版的「不自由毋寧死」吧!

  但這裡頭的某些訊息,對我而言,還是頗有進步潛能的。其一,歷史尚未終結;吳叡人質疑新自由主義的歷史終結論。其二、「民族自決」的欺罔性;吳叡人清醒地指出了帝國強權所支配的國際秩序的現實主義原則。其三、台灣與世界史之間的關係的認識;吳叡人把討論從台灣拉到東亞區域與世界史的層次。其四,吳叡人願意去看到政治、道德與美學之間的複雜且深刻的關係。其五、吳叡人的「被迫向善說」間接批判了之前獨派的妒恨 (ressentiment) 道德主義,指出台灣人並非必然佔據了一種道德優位。以及,其六,吳叡人進行這類論述後頭,有一種知識分子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非學院理解。

  雖然這些對於一個「後殖民」學者而言,可能是必要的觀點養成,但置放在一個非純學術的視野中,他的這些觀點似乎形成了對台獨派的重大修正。但我之後要進行的批評恰恰是要指出,這些觀點其實並沒有超越獨派既有的框架與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觀點,在其外表的進步性之後,有其「反動的」理路構成,以及某種「結構性」的偏見與不見。

  首先,令我最感覺訝異的是沖繩的消失。

  根據吳叡人在另一篇網路文章〈關於「進步本土主義」的談話〉,他寫這篇「宣言」的由來如下:

〈賤民宣言〉是去年[按,2008年]九月應韓國延世大學歷史學者白永瑞之邀而寫的。當時他們那批韓國學者選擇台灣、沖繩、越南三地,和在地的學者坐下來談一整天關於「如何在帝國交錯的地帶逃離帝國」這個主題。

  越南或許可以不提,但沖繩不正應該是吳叡人以「東北亞」為分析對象的核心之一嗎?雖然他和沖繩的代表「談[了]一整天」,但卻沒有理解到──根據他自己所設定的判準──沖繩比台灣還更是「賤民」。在吳叡人的「宣言」裡,他兩眼所視唯有中、日、韓,以及美,而已。如果賤民眼裡只有帝國或是已經成為民族國家俱樂部的成員,而看不到其他的「賤民」,那又是什麼樣的「奴隸的道德」呢?在歷史中曾經有獨立王國傳統的沖繩,在美國與日本的聯合宰制下,相對於台灣的實存的國家政權以及有限被承認的國家身份,落得連個國家機器都沒有。

  吳叡人避免談論那被美軍殖民直到1972年,之後才「被回歸」日本的沖繩,是出於什麼原因,是由於沖繩的存在對於他的論述構造而言是一「不方便的事實」(inconvenient fact)──因為談沖繩就不能迴避美軍基地殖民時期、不能迴避安保結構,而沖日、沖美問題是安保結構的結果,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基本上動搖了美國所架構的亞太區域「穩定」,而這恰是台派與獨派的論述前提?還是因為嫉妒沖繩的「更賤」?果真如此,那麼吳叡人並沒有超越獨派原先的一種妒恨道德主義。到底真正是什麼原因,文本不足,我不好妄度。但我還是願意建議吳叡人理解到,在沖繩人民對於美軍基地的制度性暴力,以及身心處在戰爭熱點的現實下,所進行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反抗,以及在這個反抗裡所展現的昂然的樂觀與不倒的幽默中,既沒有展現出那種總是以己為悲、要人「疼惜」的姿勢,更不曾展現出「為有尊嚴的死亡蓄勢」。吳叡人的「後殖民」並沒有超克台灣根深蒂固的悲情意識,反而在為它尋找新的道德和美學養分。道德、美學與政治可以有很多種連結的想像,吳叡人的是其中之一,而且對於懼血與樂生的人們而言,應無吸引力。(待續)

(本文不代表立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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