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吳叡人的〈賤民宣言〉
文／趙剛
這是一篇複雜而危險的文章，徘徊於「高貴」與「低賤」之間。文字之中，透露著一種自由的呼喚，但也埋伏著一種嗜血的殘忍。
作者吳叡人何許人也？因為他是《想像的共同體》的譯者，我知其名甚久但未曾謀面，印象僅止於此，以及他好像是一個政治學者。前一陣子，兩位東海的學生給我〈賤民宣言〉的連結，說這對學運學生影響頗大，並希望我提供一些批判的視角或啟發的維度。於是我趁期中考的空檔好好讀了。讀的過程中，感覺算是複雜，我雖然非常不同意他的整個認識架構與核心論點，但認為他是一個可敬的對話者──他讀書、他思考、他有他的一套邏輯與價值、這裡或那裡他有他的觀察敏感，以及，他也希望「介入」「現實」。儘管，在細讀下，他也展現了很多的令人困惑的矛盾與不一致，有時甚至──原諒我──扯淡，但我也在想，這些也未必是他的問題，而是一種當代的台灣的主流的思維架構所必然會展現出來的問題罷。當然，這樣說並不表示我的思維是沒問題的。因此，以下這篇批判文字，也等待被批判。
一、
〈賤民宣言：──或者，台灣悲劇的道德意義〉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我的整理如下（我的整理只能為我自己負責，不建議讀者以我的閱讀為閱讀）：
當代東北亞是蘊含著高度民族主義能量的地震帶：日本是「實質上美國的附庸」還沒有成為「正常國家」；中國還沒有「完成兼併台灣的目標」──『中國民族主義強烈渴求修補受傷的尊嚴，恢復帝國時代的榮耀，並且完成民族解放的最後工程─「收復」台灣』；而韓國則尚未「建立統一的國家」。因此，區域中有些日韓的進步知識分子去搞所謂的「東亞論述」或「亞洲論述」，其實是在「重構各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以為某種相對進步的區域主義或民族國家結盟形式鋪路」。在此，吳叡人似乎暗示此間知識分子不可盲目跟風，原因是因為「這場進步遊戲」其實還只是主權國家（知識分子）的遊戲，台灣一日沒有「主權國家的身分」，則台灣一日別想參與「任何形式的東亞共同體」。
在這個「主權民族國家體系」所壟斷的世界中，台灣的位置是賤民階級的一個成員，因為，它沒有國家，或縱然有國家但又不被這個體系所承認，從而只能在「帝國的夾縫」中如賤民般苟存於世。
但賤民自己不可妄自菲薄。既因為，唯有身處卑賤，才能有一隻眼看到體面民族國家俱樂部的偽善與嗜血，看到他們其實「並未挑戰主權民族國家體系對國家形成權的壟斷，也無法超越權力平衡的現實主義原則」。但更重要的不在「思想」的可能，在地緣現實主義之中，吳叡人有一種他自己的現實主義──知識與思想最終而言是無效果的，因為「在東北亞的民族主義格局之下，小國沒有逃離帝國強權掌控的選擇」。而這麼個判斷，又是基於吳叡人對「東北亞的當代」的認定，對他而言，東北亞當代的「民族主義格局」有三要素：民族主義能量累積巨大（已如前述）、資本全球化所造成的不均衡發展及其引發的在地民族主義反抗，以及（和現在這個論點有關的）新世紀以來新興的但不穩定的美中雙極體系（吳叡人用的是「多極體系」，但以他的行文為準，只有美國與中國而已）。
因此，吳叡人根據他所見證的這個「經濟與歷史發展的結構性邏輯」，所下出來的核心政治判斷是：「在沒有逃離帝國的選擇」下，作為「賤民」的發聲者的台灣民族主義知識菁英就只剩下一個弔詭的「無路可出」的出路，那就是勇敢地但也同時是「不得不的」負擔起「賤民」的歷史角色，成為「結構性的懷疑主義者」，並「不得不重估一切高尚的價值」。因其困境與生存之慾望，賤民被迫成為了「道德的民族」。
或許是自覺到他的這個政治判斷的非政治性與「道德─美學」性，吳叡人回到史特勞斯風（Straussian）的古典，期望台灣賤民在世界歷史的不公、殘酷與絕情中，「創造出一個公正的城邦」──，即「治理的技藝（statecraft）」，在絕望中一心向善，砥礪自身的精神氣度，蓄勢以待。等待什麼呢？「帝國突然崩解，或者當帝國揮軍東指」。而在等待中，賤民所做的一切，從未來往回看，也有了兩種可能的意義：「為自由蓄勢，或者為有尊嚴的死亡蓄勢」。
二、
吳叡人的這篇「宣言」在哪些方面吸引了一些學運學生，我誠然不知，但我想，也希望，應該不是前引的那段賤民版的「不自由毋寧死」吧！
但這裡頭的某些訊息，對我而言，還是頗有進步潛能的。其一，歷史尚未終結；吳叡人質疑新自由主義的歷史終結論。其二、「民族自決」的欺罔性；吳叡人清醒地指出了帝國強權所支配的國際秩序的現實主義原則。其三、台灣與世界史之間的關係的認識；吳叡人把討論從台灣拉到東亞區域與世界史的層次。其四，吳叡人願意去看到政治、道德與美學之間的複雜且深刻的關係。其五、吳叡人的「被迫向善說」間接批判了之前獨派的妒恨 (ressentiment) 道德主義，指出台灣人並非必然佔據了一種道德優位。以及，其六，吳叡人進行這類論述後頭，有一種知識分子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非學院理解。
雖然這些對於一個「後殖民」學者而言，可能是必要的觀點養成，但置放在一個非純學術的視野中，他的這些觀點似乎形成了對台獨派的重大修正。但我之後要進行的批評恰恰是要指出，這些觀點其實並沒有超越獨派既有的框架與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觀點，在其外表的進步性之後，有其「反動的」理路構成，以及某種「結構性」的偏見與不見。
首先，令我最感覺訝異的是沖繩的消失。
根據吳叡人在另一篇網路文章〈關於「進步本土主義」的談話〉，他寫這篇「宣言」的由來如下：
〈賤民宣言〉是去年[按，2008年]九月應韓國延世大學歷史學者白永瑞之邀而寫的。當時他們那批韓國學者選擇台灣、沖繩、越南三地，和在地的學者坐下來談一整天關於「如何在帝國交錯的地帶逃離帝國」這個主題。
越南或許可以不提，但沖繩不正應該是吳叡人以「東北亞」為分析對象的核心之一嗎？雖然他和沖繩的代表「談[了]一整天」，但卻沒有理解到──根據他自己所設定的判準──沖繩比台灣還更是「賤民」。在吳叡人的「宣言」裡，他兩眼所視唯有中、日、韓，以及美，而已。如果賤民眼裡只有帝國或是已經成為民族國家俱樂部的成員，而看不到其他的「賤民」，那又是什麼樣的「奴隸的道德」呢？在歷史中曾經有獨立王國傳統的沖繩，在美國與日本的聯合宰制下，相對於台灣的實存的國家政權以及有限被承認的國家身份，落得連個國家機器都沒有。
吳叡人避免談論那被美軍殖民直到1972年，之後才「被回歸」日本的沖繩，是出於什麼原因，是由於沖繩的存在對於他的論述構造而言是一「不方便的事實」(inconvenient fact)──因為談沖繩就不能迴避美軍基地殖民時期、不能迴避安保結構，而沖日、沖美問題是安保結構的結果，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基本上動搖了美國所架構的亞太區域「穩定」，而這恰是台派與獨派的論述前提？還是因為嫉妒沖繩的「更賤」？果真如此，那麼吳叡人並沒有超越獨派原先的一種妒恨道德主義。到底真正是什麼原因，文本不足，我不好妄度。但我還是願意建議吳叡人理解到，在沖繩人民對於美軍基地的制度性暴力，以及身心處在戰爭熱點的現實下，所進行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反抗，以及在這個反抗裡所展現的昂然的樂觀與不倒的幽默中，既沒有展現出那種總是以己為悲、要人「疼惜」的姿勢，更不曾展現出「為有尊嚴的死亡蓄勢」。吳叡人的「後殖民」並沒有超克台灣根深蒂固的悲情意識，反而在為它尋找新的道德和美學養分。道德、美學與政治可以有很多種連結的想像，吳叡人的是其中之一，而且對於懼血與樂生的人們而言，應無吸引力。（待續）
(本文不代表立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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