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凱旋醫院的心理醫師每星期固定到組合屋填表發藥，這一天很多人都會跟醫生們躲貓貓，而醫生大部分發的是安眠藥與鎮定劑。我想，若是能夠有一位資深的心理醫師或心理輔導員能在組合屋住上半年或1年，先跟他們交朋友，建立信任基礎，再詳細理解每一位災民的情形，那該有多好。事實上，在災後不久，就有位心理醫師Amy在甲仙龍鳳寺陪伴小林人1個月，她是自費、自發性地遠從美國來到小林關心他們，許多小林人都還會跟她有連絡。
災區政策只求看得見的成果
試問，當時政府的災區政策，有這樣實際駐村的陪伴計畫嗎？為什麼政府沒有或是很少有這樣的計畫？是認為這樣的陪伴計畫不重要嗎？還是政府的災區政策方針就是花錢了事，所以把陪伴工作都推給社會團體？甚至政府給外界的印象是救災重建工作，都給了幾個山頭認養。但我認為主要是因為駐村陪伴是件難以形成所謂成果的工作，很難有所產出或產品，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就好像人才培育計畫（高雄市八八風災社區重建在地組織人才培育計畫）一樣，總被質疑其成本效益與績效，最後只能用上課時數與出席人數來進行驗收。搞到後來，災區重建工作，政府只做工程或產業輔導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計畫，即使是高雄市社會局這樣的單位也會向產業傾斜。
藝術參與 挑戰保守公部門
而我天生反骨，這些年我關注的是那些看不見的部分：人與人那看不見的關係經營、社群的氣氛營造、聊天的方法、如何以藝術創造機會讓社區參與創作、有趣的社區營造方法。擴大一點來說，我關心人與土地的關係、友善土地的方法、能量的相互影響、台灣多元的美學表現或庶民美學的生猛。而這些無法量化、計算，也看不見具體成果或作品的藝術行動，也就很難形成政府的計畫案。畢竟這樣的計畫，若是政府機關、執行團隊與社區居民，三者之間的關係與位置擺錯了，那就很難出現好的成果。
再者，公部門做決策，總習慣把不確定的、不安全的部分先行切割，所以政府的計畫也就總是被質疑缺乏創意或是抄襲，總之就是沒有想像力。而藝術的功能就在於想像力的解放，既是如此，那就需要點冒險犯難的精神。因此，沒有安全的藝術進入災區的計畫，也保證不會是完美的，因為安全與完美本來就是一種自我設限。我們應該告訴藝術家與工作人員，保證你們進災區會很辛苦，而且錢也不多，從身體到心理都是一項嚴峻的挑戰。也因為這樣的計畫所具有的社會參與性格與不確定性，只有思維進步的官員才願意去挑戰，而他所要做的也就是有智慧地放手，加上一點耐性。然而這年頭有肩膀的官員太少了，因為害怕負責任，只好再找些專家學者充當委員幫忙簽名背書，令人納悶的是，長官們專愛找沒有實務經驗與社會脫節的大學教授（不介意有人對號入座）。
災難考驗智慧與信念
沒錯，生活遠比藝術重要，但沒有了藝術的生活真的是枯燥乏味；而脫離了生活經驗的藝術，則很難引起共鳴。藝術進入社區就是想處理這兩件事，讓居民接觸藝術，不是一般的學院藝術，而且居民也不一定知道那就是藝術，它可能有趣，也可能僅是覺得好看、好玩，為災區的生活添加新的能量。藝術家通過駐村經驗來豐富自己，影響創作，其發酵的後座力，也是我期待的。
我個人認為執行這一類計畫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能讓自己與藝術家的熱情延續，而社區也能因為藝術家投入而產生更好的回應。即使計畫能有機地朝好的方向發展，當計畫結束時，如何退場總是深深地考驗著我們，因為3個月到半年的相處所建立的情感，總是會帶來不捨。未來若有人要操作藝術與災區的課題，有責任安排好這些工作，雖然有些抽象，也真的不容易。
對於天災，老天爺不會問你準備好了沒，它想來就來，更不會管你符不符合程序。人類在災難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也曾自問若是那一刻發生在自己身上，有沒有勇氣去面對，所以我非常佩服那些捨身救人的勇士。但在災難之後，考驗我們的不僅是智慧，而是我們的信念，甚至是平日有沒有在積累功德。我明白的是，我們想投入這件工作的初衷是善良的，動機是為了助人，也是幫自己當一位有行動力的社會工作者，所以我相信若是遇到困難，除了個人的努力外，老天爺也會幫忙。
因此，當我第1天到小林駐村時，便遇見了遠從日本神戶來的垂水英司老師，當時並不清楚他是誰，隔2年我們因為東日本311災區交流活動，作為新台灣壁畫隊成員的我，到日本宮城縣石卷市進行了2次藝術陪伴計畫，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我記得垂水老師說了2件事，一是「災區是有選擇的」，二是「介入的時機很重要」，而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社區藝術工作者，新台灣壁畫隊成員，東方設計學院兼任講師）
小林組合屋母親節活動，一家一菜搭配作者構思的竹製餐具與花器。（圖文／旗美社大重建站）
作者與小林村民共同彩繪的組合屋水泥地。（圖文／旗美社大重建站）
為了讓小林組合屋更有家的感覺，大夥兒一起彩繪汙水槽。（圖文／旗美社大重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