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林彈雨之後的傷感

在看著一個又一個的死刑犯訪談的人生青紅燈輪番上陣時，無所不在的性別議題讓我有點意外地出現了！一個是自稱受到丈夫虐待才下毒手燒死丈夫的女人，她說的是不是實情不得而知，節目可能限於篇幅，未提供佐證或反證，而如果公婆願意和解的話她可以被判「緩死」──大陸特有的刑責，簡單說最後可能免死；不過公婆否定她的指控，雙方家長哭鬧得極為觸目驚心，節目單位把交涉過程播給當事人看時，她也受不了到用頭猛磕地板，後來才以高價賠償金和解。

另一個更引起我注目的案例是，一名姦殺自己母親的男同性戀，或許是同性戀身分的關係，他不像別的犯下兇殘罪過的死刑犯，到臨刑前都沒有任何親人現身送別，對此他只淡淡地茫然地說了些總之就是一了百了的話；他癡癡地問過女主持人，會不會覺得不能接受他（同志身分）？最後臨死前還突兀地問說可不可以跟他握個手，讓女主持人心裡非常震撼。

紀錄片播完後，評論的學者果然提起這兩個案例有其社會背景，應訪調犯人來認識社會的問題所在，追求制度的改善。看到這裡難免會想到也是被虐的鄧如雯案：「1993年發生之鄧如雯殺夫案，引起更多人重視家庭婚姻暴力問題，這些婦女團體更參與《民法親屬編》、《性侵害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修訂。」（wiki）

自主選擇的艱辛

因為有點兔死狐悲的感覺，讓我思考起最近發生的一件小事。有個還算要好的、支持死刑的朋友，最近看到一篇同性戀出櫃被父母辱罵的新聞而感嘆起來，我說這很常見呀，我出櫃時也少不了暴風雨般的言語攻擊，這時朋友回應了拍拍，我則因為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人生歷程而感到意外，心想不就是這樣嗎？也不需要特別安慰，但或許，我也因此放棄了某種程度的人格尊嚴吧，好像乞丐習慣被嘲笑，飯島愛說如果在日本要計較性騷擾的話就不用生活了似的。

討論廢死時常會有個情境，如果說犯人可能背後有什麼社會因素，例如貧窮，總會被反問「那別的窮人怎麼不去殺人？」啊，我不會也無法推論說出櫃時的壓力會導致殺人，不過我可以理解因此而來的失常、僵局或不理性，最低限度來說，連我這樣自主性強、自我認同度極高的人都感到莫大壓力的話，也難怪有人會做出類似犯罪的行為，比方跟不知實情的人假結婚之類的。唉，記憶中，好像還聽過人說「（如果有女生嫁給男同性戀的話）那也是她的命。」這種無情的話來。

儘管不斷地寫著同志平權的文章，但遇到若干轉不過來的腦袋，偶爾也懶得爭辯，若要提，只想提有意義的、有點高度的提法吧。有的時候會遇到那種「這是你自找的呀」的悉落，而有的時候之中的有的時候，我不會用「天生論」來抗辯，不會簡單地說：「這是我天生的、不得已的呀。」倒是比較想從「即便這是我自主選擇的」的立場來談。

因為我希望大家在往某個方向、某種身分前進的時候，即便不順利，也能得到認同吧。像呂秀蓮的經典小說《這三個女人》，一個女人走入婚姻然後失敗，一個女人為了事業錯過婚姻，一個在兩者之間掙扎……總希望大家都能被認同地走完人生的路，即便有些跌撞，甚至挺而走險。正因為如此，經過槍林彈雨之後還值得傷感的是，被類似處境的女人們悉落同志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