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舜薇從5月底的「我是人，我反核」導演作家群快閃行動開始，許多名人陸續在公開場合表達反核立場，特別是擁有粉絲群的演藝界人士和樂手，藉由各種表演舞台，不論是明白直述或者暗渡陳倉、憤怒控訴或者感性呼籲，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傳達反核訊息給台下的觀眾。在這樣氛圍的推波助瀾下，近兩個月來，綠盟也不斷接觸相關文化領域的人士進行跨界結盟，例如與設計界合辦反核插畫海報展、與獨立音樂界合作主題音樂會等；另一方面，媒體對名人的報導，更讓「表態反核」蔚為風潮，反核走出政治社會版面的侷限，開始成為生活時尚雜誌和藝文副刊的主題。過去反核在台灣被貼上政治惡鬥的爭議性標籤，加以核電廠風險的不確定性，周遭的居民在沒有立即明顯受災的曖昧狀況下，很難獲得如扶老貧幼社福團體那般的公眾目光。作為從事相關倡議行動的團體，也較難藉由運動的成果，公開徵募維繫組織生存的資源，不論遊說對象是公部門或企業皆然。不過，近兩年因為福島核災，反核重新成為台灣公民運動的核心之一，許多不一樣的價值在過程中不斷被談出來（例如用電成長歸零、政治成見歸零），對比過去近10年的沈寂和失語，反核在主流媒體的話語權逐漸增加，也多了許多直接面對公眾的機會。▲多名立委助理6月8日在立法院議場前排成「人」字，高喊「我是人，我反核」，表達反核訴求也聲援導演柯一正。（圖文／中央社）因應這些有別傳統社運場合的軟性活動，難免需要製作一些相關的週邊商品，一方面要募款，一方面是希望藉由新的美學吸引民眾目光，再藉機多傳遞一些相關的論述和資訊。然而，最近聽到身邊一些運動圈的朋友語帶酸意地說，真好，反核真潮，貼個貼紙就完成一次小革命，或者反核遊行變成假日大家攜老扶幼來參加的活動。這些批評（或者吃味）老實說不無道理，相較於辛苦上街露宿的關廠勞工和以肉身相搏的反迫遷，反核的確在某個程度上享有輿論的優勢和普世價值的正當性。不過，這樣的聲音也無非是要提醒組織者，在嘗試走出過往模式、試圖擴展支持力的同時，應該避免讓運動膚淺化，不能僅是流於符碼的穿戴，或者依恃名人加持。如何藉由載體將理念散佈出去、在與名人的合作過程中調適自己的角色和定位，都是有待摸索學習的。就近幾週在外擺攤宣傳的經驗，值得我們再多想想。反核文宣不一定有人想拿，精美的小貼紙則無一例外受到歡迎；在攤位上，被問比較多的是「上次在The Wall音樂會賣的那個包包今天有賣嗎？」，而不是「廢核會不會缺電？」、「台灣有幾座核電廠？」；也有擺攤的志工遇到擁核立場的民眾，卻因為對於廢核簡訊連署的方式感到新奇，而願意「試看看」。另外，許多反核名人在受訪時，認為社會運動要走出過往的悲情，用新的語言、娛樂化的方式來影響大眾。到底「新的語言」是什麼呢？「告別悲情」是否意味著抹殺歷史、走向淺碟？解決這些焦慮當然不是要反對一切的「社運商品」，或者潔癖地拒絕名人。好的口號和設計有助於訊息傳播，新的社運美學也需要跨界的創意來達成，癥結在於採取哪一種傳播、詮釋資訊的方式，以及警惕其中的權力配置，避免成果被特定人士收割。現實是，綿延長達20多年的反核運動，交雜不同的世代經驗，當彼此對於「文化」的認知有差異時，衝突在所難免。貢寮的反核自救會長輩聽不懂獨立樂團寫的反核搖滾歌曲，也會反感於新世代運動者在抗議場合使用的死亡意向。同樣地，沒有經歷過2000年之前反核運動的年輕人，也很難理解許多反核前輩的生命經驗和選擇，除非耐心傾聽發問，否則無法想像他們的真實面貌。文化行動可以促進更多的理解和對話的機會，但要訴求的是哪一種情感、如何避免流於符號的堆疊，又不會過於去歷史地詮釋運動經驗，是必須不斷面對的挑戰。畢竟，文化產出是觀念的載體，要看到改變，無法依靠捷徑式的喧囂。美國1960年代反戰歌手Joan Baez說：「光是音樂並不能改變世界，但是改變世界的過程中如果少了音樂，那一定很無聊。」Echo主唱柏蒼在表演中說得好，歌手不是叫大家一定要支持反核，而是應該先耐著心多聆聽各方資訊，再進一步獨立判斷要採納哪一種意見。悲情不需迴避，歷史必須正視，欣喜看到更多領域的朋友用自己擅長的方式行動。貼紙貼了、紀念品也買了之後，繼續一起來思考反核吧。（綠色公民行動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