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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前線:買了社運符碼之後

立報/本報訊 2012.09.10 00:00
■王舜薇從5月底的「我是人,我反核」導演作家群快閃行動開始,許多名人陸續在公開場合表達反核立場,特別是擁有粉絲群的演藝界人士和樂手,藉由各種表演舞台,不論是明白直述或者暗渡陳倉、憤怒控訴或者感性呼籲,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傳達反核訊息給台下的觀眾。在這樣氛圍的推波助瀾下,近兩個月來,綠盟也不斷接觸相關文化領域的人士進行跨界結盟,例如與設計界合辦反核插畫海報展、與獨立音樂界合作主題音樂會等;另一方面,媒體對名人的報導,更讓「表態反核」蔚為風潮,反核走出政治社會版面的侷限,開始成為生活時尚雜誌和藝文副刊的主題。過去反核在台灣被貼上政治惡鬥的爭議性標籤,加以核電廠風險的不確定性,周遭的居民在沒有立即明顯受災的曖昧狀況下,很難獲得如扶老貧幼社福團體那般的公眾目光。作為從事相關倡議行動的團體,也較難藉由運動的成果,公開徵募維繫組織生存的資源,不論遊說對象是公部門或企業皆然。不過,近兩年因為福島核災,反核重新成為台灣公民運動的核心之一,許多不一樣的價值在過程中不斷被談出來(例如用電成長歸零、政治成見歸零),對比過去近10年的沈寂和失語,反核在主流媒體的話語權逐漸增加,也多了許多直接面對公眾的機會。▲多名立委助理6月8日在立法院議場前排成「人」字,高喊「我是人,我反核」,表達反核訴求也聲援導演柯一正。(圖文/中央社)因應這些有別傳統社運場合的軟性活動,難免需要製作一些相關的週邊商品,一方面要募款,一方面是希望藉由新的美學吸引民眾目光,再藉機多傳遞一些相關的論述和資訊。然而,最近聽到身邊一些運動圈的朋友語帶酸意地說,真好,反核真潮,貼個貼紙就完成一次小革命,或者反核遊行變成假日大家攜老扶幼來參加的活動。這些批評(或者吃味)老實說不無道理,相較於辛苦上街露宿的關廠勞工和以肉身相搏的反迫遷,反核的確在某個程度上享有輿論的優勢和普世價值的正當性。不過,這樣的聲音也無非是要提醒組織者,在嘗試走出過往模式、試圖擴展支持力的同時,應該避免讓運動膚淺化,不能僅是流於符碼的穿戴,或者依恃名人加持。如何藉由載體將理念散佈出去、在與名人的合作過程中調適自己的角色和定位,都是有待摸索學習的。就近幾週在外擺攤宣傳的經驗,值得我們再多想想。反核文宣不一定有人想拿,精美的小貼紙則無一例外受到歡迎;在攤位上,被問比較多的是「上次在The Wall音樂會賣的那個包包今天有賣嗎?」,而不是「廢核會不會缺電?」、「台灣有幾座核電廠?」;也有擺攤的志工遇到擁核立場的民眾,卻因為對於廢核簡訊連署的方式感到新奇,而願意「試看看」。另外,許多反核名人在受訪時,認為社會運動要走出過往的悲情,用新的語言、娛樂化的方式來影響大眾。到底「新的語言」是什麼呢?「告別悲情」是否意味著抹殺歷史、走向淺碟?解決這些焦慮當然不是要反對一切的「社運商品」,或者潔癖地拒絕名人。好的口號和設計有助於訊息傳播,新的社運美學也需要跨界的創意來達成,癥結在於採取哪一種傳播、詮釋資訊的方式,以及警惕其中的權力配置,避免成果被特定人士收割。現實是,綿延長達20多年的反核運動,交雜不同的世代經驗,當彼此對於「文化」的認知有差異時,衝突在所難免。貢寮的反核自救會長輩聽不懂獨立樂團寫的反核搖滾歌曲,也會反感於新世代運動者在抗議場合使用的死亡意向。同樣地,沒有經歷過2000年之前反核運動的年輕人,也很難理解許多反核前輩的生命經驗和選擇,除非耐心傾聽發問,否則無法想像他們的真實面貌。文化行動可以促進更多的理解和對話的機會,但要訴求的是哪一種情感、如何避免流於符號的堆疊,又不會過於去歷史地詮釋運動經驗,是必須不斷面對的挑戰。畢竟,文化產出是觀念的載體,要看到改變,無法依靠捷徑式的喧囂。美國1960年代反戰歌手Joan Baez說:「光是音樂並不能改變世界,但是改變世界的過程中如果少了音樂,那一定很無聊。」Echo主唱柏蒼在表演中說得好,歌手不是叫大家一定要支持反核,而是應該先耐著心多聆聽各方資訊,再進一步獨立判斷要採納哪一種意見。悲情不需迴避,歷史必須正視,欣喜看到更多領域的朋友用自己擅長的方式行動。貼紙貼了、紀念品也買了之後,繼續一起來思考反核吧。(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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