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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學術界的國際化焦慮

立報/社論 2012.04.24 00:00
台灣向來有嚴重的國際形象焦慮,對於自身在國際形象的重視程度,已經到了無所不在的程度。兩日前,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在中研院演講時,再次提到,台灣的青壯年學者在美國的人數逐年下降,被看成是一個學術國際化的重要依據。

這樣的說法並不陌生,歷年來,學術界、產業界都有過類似說法。教育部曾經關切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只留在台灣攻讀碩博士的現象,認為這會影響台灣的學術競爭力、國際觀;產業界則認為這會阻斷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在這個脈絡之下,有各種的說法,例如出國可以培養國際視野、觀摩新觀念。

這都是用冠冕堂皇的話語來掩蓋心中的焦慮。因為,要理解國外文化、西方人的做事觀念,甚至是最新的學術進展,透過網路部落格、視訊就可以辦到。陳腔濫調的「科技趨勢」,幾乎都會強調網路的強大。站在國際趨勢最前沿的產業界、學術界,難道會認為人與人的直接接觸,才是最好、甚至唯一的跨國交流模式嗎?

其實,學術界、產業界,甚至官方,想說而沒有說出口的是:我們必須透過到國外留學的人才,來締結向國外的學術、產業界取經的人脈管道。

台灣的學術界、產業界長期以來的運作方式,幾乎都是透過留學取得校友資格,以及在國外企業任職的經歷,來形成人脈的連結。然後透過這個人際的連結,來進行學術取經,以及產業技術移轉的基礎。留學、在外籍公司任職時,最重要的不是取得知識、技術,而是透過工作的情誼來營造人際關係。從現實來看,台灣的高等教育當中,有大量的旅外學人師資,教育品質雖然與國際水平的差距並不大,在本地受教育,以及跟國外接受教育的能力差距,其實並不高。這一點,只要問問產業界,就可以得到答案。從常理來看,幾乎也不存在本地學生到國外進修、取得學位之後,在智力、思考方式就大幅增長的例子。

但是,這種「對外關係連結」的焦慮,最近10年內,越來越嚴重。主因在於,台灣的產業界原本是被動的接受國外的技術移轉,之後卻在經營規模上開始成為國外同業的競爭對手,國外的業者開始防備台灣的競爭力,然而,台灣的技術創新、研發,卻還沒有達到能夠獨立自主的程度,以至於陷入進退兩難的處境。台灣的電腦業者在代工與品牌業務進行切割時的抉擇,以及最近台灣關於記憶體、液晶顯示器產業的討論,就是典型的例子。

學術上,則是由於西方學術機構的主要合作對象移轉到中國,焦點轉移之下,限縮了台灣學術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最明顯的例子是,台灣發展資本主義的時間比大陸要早,在這方面的經驗、甚至學術知識的累積,理應優於大陸,然而,大陸在企管、金融等領域的國際學術能見度,以及學術表現,已經超越本地,大陸學者的論文屢屢刊登在國際之刊物,國外的重量級學者頻頻到中國講學、進行跨國合作,學術的活力早已凌駕在台灣之上。

這並非是大陸所培育的人才天縱英明,從1979年開始接觸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商業,然後在短時間就有驚人的躍升。這純粹是學術政治使然。台灣在冷戰時期曾經是西方理解中國大陸的一扇窗口,也是對抗/改造中國的前線陣地。但是,現在西方人決定要自己直接接觸中國,甚至改變中國,台灣暫時被越過。

這種跟時代脫節的焦慮,不時的在本地學界菁英、業界領袖的言談中流露出來,例如,學界、產業界對於台灣培養的博士人數浮濫感到憂心,卻對於赴美就讀博士人數下滑趨勢感到焦慮,就是典型的前後矛盾。言論的矛盾,則反應了對於台灣跟國外斷絕的焦慮。不過,它無法從理性解決,而需要徹底的改變「台灣與國外一定要連結在一起」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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