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說法並不陌生，歷年來，學術界、產業界都有過類似說法。教育部曾經關切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只留在台灣攻讀碩博士的現象，認為這會影響台灣的學術競爭力、國際觀；產業界則認為這會阻斷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在這個脈絡之下，有各種的說法，例如出國可以培養國際視野、觀摩新觀念。
這都是用冠冕堂皇的話語來掩蓋心中的焦慮。因為，要理解國外文化、西方人的做事觀念，甚至是最新的學術進展，透過網路部落格、視訊就可以辦到。陳腔濫調的「科技趨勢」，幾乎都會強調網路的強大。站在國際趨勢最前沿的產業界、學術界，難道會認為人與人的直接接觸，才是最好、甚至唯一的跨國交流模式嗎？
其實，學術界、產業界，甚至官方，想說而沒有說出口的是：我們必須透過到國外留學的人才，來締結向國外的學術、產業界取經的人脈管道。
台灣的學術界、產業界長期以來的運作方式，幾乎都是透過留學取得校友資格，以及在國外企業任職的經歷，來形成人脈的連結。然後透過這個人際的連結，來進行學術取經，以及產業技術移轉的基礎。留學、在外籍公司任職時，最重要的不是取得知識、技術，而是透過工作的情誼來營造人際關係。從現實來看，台灣的高等教育當中，有大量的旅外學人師資，教育品質雖然與國際水平的差距並不大，在本地受教育，以及跟國外接受教育的能力差距，其實並不高。這一點，只要問問產業界，就可以得到答案。從常理來看，幾乎也不存在本地學生到國外進修、取得學位之後，在智力、思考方式就大幅增長的例子。
但是，這種「對外關係連結」的焦慮，最近10年內，越來越嚴重。主因在於，台灣的產業界原本是被動的接受國外的技術移轉，之後卻在經營規模上開始成為國外同業的競爭對手，國外的業者開始防備台灣的競爭力，然而，台灣的技術創新、研發，卻還沒有達到能夠獨立自主的程度，以至於陷入進退兩難的處境。台灣的電腦業者在代工與品牌業務進行切割時的抉擇，以及最近台灣關於記憶體、液晶顯示器產業的討論，就是典型的例子。
學術上，則是由於西方學術機構的主要合作對象移轉到中國，焦點轉移之下，限縮了台灣學術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最明顯的例子是，台灣發展資本主義的時間比大陸要早，在這方面的經驗、甚至學術知識的累積，理應優於大陸，然而，大陸在企管、金融等領域的國際學術能見度，以及學術表現，已經超越本地，大陸學者的論文屢屢刊登在國際之刊物，國外的重量級學者頻頻到中國講學、進行跨國合作，學術的活力早已凌駕在台灣之上。
這並非是大陸所培育的人才天縱英明，從1979年開始接觸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商業，然後在短時間就有驚人的躍升。這純粹是學術政治使然。台灣在冷戰時期曾經是西方理解中國大陸的一扇窗口，也是對抗／改造中國的前線陣地。但是，現在西方人決定要自己直接接觸中國，甚至改變中國，台灣暫時被越過。
這種跟時代脫節的焦慮，不時的在本地學界菁英、業界領袖的言談中流露出來，例如，學界、產業界對於台灣培養的博士人數浮濫感到憂心，卻對於赴美就讀博士人數下滑趨勢感到焦慮，就是典型的前後矛盾。言論的矛盾，則反應了對於台灣跟國外斷絕的焦慮。不過，它無法從理性解決，而需要徹底的改變「台灣與國外一定要連結在一起」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