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中山大學政務學院教授肖濱說，從意識形態上看，薄熙來試圖以「唱紅歌」方式重建民眾的價值觀。不過，唱紅有其時代背景，它與狂熱革命年代的紅色標語與紅色口號連為一體，構成一套具有歷史印跡和時代特徵的紅色話語。
肖濱指出，「重慶模式」的哲學基礎是鬥爭哲學，價值內涵是階級鬥爭，這與市場經濟要求的法治秩序、權利平等和協商妥協大不相同，與「廣東模式」形成緊張與對立。有學者說，薄熙來搞得愈轟動，民眾愈擔心。
海外學人陳破空認為，薄熙來的唱紅是朝「左」的方向走，主要為那些緬懷毛澤東時代、沈迷文革熱潮的人所支持，而這些人並不多，今後依然長期存在，但這些「毛左派」都將持續被邊緣化，不會成為社會主流。
有人指出，工於心計的薄熙來以唱紅帶動群眾運動，迅速打造他治國大材的形象。大陸旅美學人何清漣說，這恰恰證明薄熙來犯了大忌，「重慶模式」理論化在二○一一年形成，而這種治國理論的提出歷來只有黨的最高領導人能提，顯示薄有意向中央挑戰，且動作之大，中共黨史上前所未見，高崗和林彪事件均無可比。
陳破空說，「王立軍事件」顯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黨內路線和權力布局之爭，在所謂「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的較量下，如今前者落敗，後者上揚。
隨著薄熙來的去職，大陸一些左派網站如「烏有之鄉」等，既有失落的沮喪，也有不服的叫囂，但均無法掩飾的是一片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