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國旗不是共和黨的！退伍軍人逆襲期中選舉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愛國主義標籤的攻防戰

長期以來，共和黨透過與美國國旗、國歌、軍隊及國家安全議題的緊密連結，建立「愛國政黨」的政治形象。這套政治修辭延續數十年，但到了川普主政時期，開始出現新的裂縫。2026年適逢美國建國250週年，國家認同與愛國主義因此成為兩黨競爭的重要政治語言，而民主黨面對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證明國旗、軍隊與愛國並非共和黨的專屬符號。

蓋洛普2026年6月調查顯示，70%的共和黨人表示自己「極度自豪」身為美國人，獨立選民為28%，民主黨人則僅14%。這種差距並非短期現象，而是近年逐漸擴大的政黨分歧。蓋洛普指出，2026年全體美國人表示「極度自豪」的比例只有33%，創下該項調查2001年開始以來的新低。

這種「愛國主義落差」與美國近年對歷史、種族及制度問題的激烈爭論密切相關。民主黨進步派強調奴隸制度、原住民遭遇及制度性不平等，共和黨部分人士則經常將這些論述描述為對美國歷史與國家認同的否定。於是，原本屬於歷史與社會價值的辯論，逐漸轉化為選舉政治中的「誰更愛美國」之爭。

對民主黨而言，這是一個難以迴避的政治困境。若持續讓共和黨壟斷國旗、軍隊與愛國主義等象徵，就容易在國家安全與國家認同議題上陷入被動。因此，2026年民主黨的一項重要嘗試，就是讓具有軍事背景的候選人成為重新定義愛國主義的重要載體。

退伍軍人重新成為政治載體

With Honor Action於2026年6月公布的資料顯示，本屆選舉週期共有752名退伍軍人參選或曾參選聯邦公職，較2024年的513人增加47%；其中女性退伍軍人達95人，較2024年的40人增加137%。95名女性退伍軍人中，53人為民主黨候選人、28人為共和黨候選人，其餘為獨立或第三黨候選人。這是該組織自2018年開始追蹤以來，女性退伍軍人參選人數最高的一次。

其中，由民主黨籍退伍軍人、軍人家屬及支持者組成的進步派政治行動組織與倡議團體VoteVets，正積極支持具有軍旅背景的民主黨候選人。VoteVets官方資料顯示，其政治行動委員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支持退伍軍人及國家安全專業人士參選公職，並推動涉及軍人、退伍軍人及其家庭的政策。2026年7月，VoteVets又宣布支持多名民主黨眾議院候選人，強調退伍軍人的公共服務經驗具有選舉上的訊息價值。

這項策略的重點並不是把所有退伍軍人轉變為民主黨選民，而是利用軍旅經歷重新定義「愛國」的內涵。退伍軍人候選人可以從服役、憲法、公共責任及國家服務的親身經驗談論愛國，而不必完全陷入黨派意識形態之爭。

其核心訊息其實相當簡單：愛國不等於支持某一個政黨，也不等於誰在競選場合揮舞最多旗幟，而是是否願意為國家服務、承擔責任並捍衛憲法。這種敘事讓民主黨有機會重新建立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連結。

退伍軍人票倉並非鐵板一塊

但民主黨若要藉此改變退伍軍人的政治版圖，仍面臨相當大的結構性障礙。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的資料顯示，63%的退伍軍人選民認同或傾向共和黨，只有35%認同或傾向民主黨，而且共和黨在年長與年輕退伍軍人中都具有優勢。

2024年總統大選也反映相同結構。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61%的退伍軍人支持川普，37%支持賀錦麗；這與2020年退伍軍人選民60%支持川普、39%支持拜登，以及2016年61%支持川普、35%支持希拉蕊的結果大致相近。

因此，民主黨的策略並不是期待退伍軍人整體「變藍」，而是尋找其中可以跨越黨派界線的選民。尤其是9/11後參軍、參與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的一代，其政治經驗與冷戰及越戰世代並不完全相同。漫長海外戰爭、退伍軍人醫療、住房與就業，以及政府如何決定是否投入軍事行動，都可能成為影響這一代選民的議題。

換言之，退伍軍人身分真正的政治價值，可能不是改變整個群體的政黨認同，而是降低部分選民對民主黨傳統標籤的疑慮，讓候選人可以從「服務國家」而非「黨派立場」出發與選民對話。

伊朗戰爭成為新的政治變數

2026年選舉週期中，伊朗戰爭則為退伍軍人政治帶來另一項重要變數。9月24日，美國參議院以49票對50票否決限制川普對伊朗軍事行動的戰爭權力決議案，4名共和黨參議員與民主黨多數議員支持該案，顯示戰爭議題已經在兩黨內部產生裂縫。路透社引述民調指出，支持川普對伊朗採取軍事打擊的美國人約為34%。

對曾經參與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的退伍軍人而言，這類議題具有特殊政治意義。他們對海外軍事行動的成本有直接經驗，因此民主黨部分退伍軍人候選人開始將反對新的長期戰爭，與退伍軍人醫療、住房及就業問題連結起來。

德州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詹姆斯·塔拉里科（James Talarico）便把結束「永恆戰爭」以及改善退伍軍人照護納入政治訴求。緬因州的格雷厄姆·普拉特納（Graham Platner）則利用自己的軍旅經歷批評伊拉克戰爭政策。這類候選人的論述並不是放棄國家安全，而是從「曾經參與戰爭的人如何看待戰爭」出發，提出不同於傳統強硬路線的安全觀。

民主黨內部的愛國主義辯論

然而，重新擁抱愛國主義也帶來民主黨內部的路線矛盾。部分中間派人士認為，民主黨若不能明確表達對美國本身的認同，就容易讓共和黨繼續掌握國旗、軍隊與國家安全等政治符號。賓州州長喬許·夏皮羅（Josh Shapiro）便曾強調自己是「驕傲、愛國的美國人」，主張民主黨必須讓選民感受到對國家的認同，同時繼續追求自由與平等。

另一方面，民主黨進步派並不認為批判美國歷史與愛國主義必然衝突。對他們而言，承認奴隸制度、種族歧視及制度缺失，恰恰可以成為推動國家改革的理由。真正的政治難題，是如何讓「批判歷史」與「相信美國未來」同時存在。

退伍軍人的服役經驗，恰好提供了這種「批判與忠誠可以並存」的政治語言。他們既可以承認戰爭決策存在問題，也可以強調自己曾經為國家服役；既可以批評政府政策，也可以強調對憲法及公共責任的承諾。這正是民主黨希望藉由退伍軍人候選人重新建構愛國主義的重要原因。

期中選舉的真正考驗

2026年期中選舉距離投票日愈近，退伍軍人候選人的政治角色也更加受到關注。但需要注意的是，退伍軍人參選人數增加，不等於退伍軍人選票必然改變，更不能單獨解讀為民主黨整體選情的轉折。

真正值得觀察的是，這些候選人能否把「服務國家」的個人履歷，轉化為選民關心的具體政策，包括經濟、醫療、國防、退伍軍人照護，以及美國是否應繼續投入海外軍事行動。愛國主義可以成為競選語言，但最終仍須與治理議題產生連結。

從這個角度看，2026年美國期中選舉的「國旗之爭」，與其說是共和黨與民主黨誰更愛國，不如說是兩黨都在爭奪「如何定義愛國」的話語權。對民主黨而言，退伍軍人候選人的增加，提供了一條重新連結國家認同、公共服務與民主憲政的途徑；對共和黨而言，則意味著原本高度熟悉的愛國主義政治語言，開始面臨來自具有軍旅背景民主黨人的競爭。

美國建國250週年之際，真正值得關注的或許不是哪一個政黨能夠「擁有」國旗，而是美國能否重新把國旗從黨派競爭的符號，還原為所有美國人的共同國家象徵。當退伍軍人站上民主黨的競選舞台時，他們所提出的並不只是一次選舉策略，而是一個更深層的政治命題：愛國主義究竟屬於某一個政黨，還是屬於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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