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從「稀缺」走向「豐裕」：AI時代用通用基本服務打造台灣新經濟生態系

文/高登信

人工智慧（AI）與自動化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人類的生產力。從製造業到金融、醫療、教育，再到內容創作與專業服務，AI正在重新定義「工作」與「生產」的邊界。然而，這場科技革命最深層的焦慮，並不只是「AI會不會取代我的工作」，而是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AI大幅提高生產力之後，人類還能不能透過傳統的「工作—薪資

—消費」模式，維持整個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轉？這可能是AI時代真正必須面對的制度問題。

從「稀缺經濟」走向「豐裕經濟」
傳統經濟學建立在「資源稀缺」的基本假設上。人們透過出售勞動力取得薪資，再利用薪資購買食物、住房、醫療、教育等生活所需。企業則透過雇用勞工、投入資本與技術來生產商品與服務。這套模式在工業時代非常有效。但AI與自動化正在改變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勞動力不再是唯一不可替代的生產要素。

當AI可以協助甚至部分取代大量白領與藍領工作，生產能力可能快速增加，而勞動所得卻未必同步增加。於是，一個新的矛盾可能出現：供給越來越充裕，人民卻可能因所得不足而沒有足夠的購買力。

如果大量人口失去穩定的薪資所得，企業即使擁有更高的生產力，也可能面臨需求不足。最終形成「生產能力提高、有效需求下降」的結構性矛盾。因此，AI時代真正需要重新思考的，不只是如何創造更多工作，而是：如何讓人民在AI時代仍然擁有基本生活保障、消費能力與參與經濟的機會？

不只是「發錢」，而是重新設計基本生活保障。面對AI可能造成的所得分配問題，目前常被討論的方案之一，是無條件基本收入（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的核心概念很簡單：政府直接提供一定程度的現金給付，讓人民即使工作所得下降，也能維持基本生活。但UBI並不是唯一的答案。

如果社會真正面臨的是住房、醫療、教育、育兒與長照等基本生活成本過高的問題，那麼與其單純「增加人民手上的錢」，不如思考另一條路：降低人民維持基本生活所需要花費的錢。這就是「通用基本服務」（UBS，Universal Basic Services）值得台灣深入討論的原因。

UBS並不是把所有服務全部國有化，也不是取消市場機制，而是由政府建立一套基本公共保障，讓每一個人都能以合理且可負擔的成本取得攸關基本生活的服務。醫療、住房、教育、育兒、養老與長期照顧，都可以成為值得逐步建立公共保障的領域。全民健保，就是台灣最重要的制度經驗

台灣其實早已經有一個非常成功的UBS雛形——全民健康保險。全民健保的價值，不只是讓人民「看得起醫生」，更重要的是透過社會共同分攤風險，降低個人面對重大醫療支出的不確定性。當醫療不再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支付能力，人民的就醫需求得以釋放，也形成穩定而龐大的醫療服務市場。更重要的是，這個制度並沒有讓醫療經濟活動消失。相反地，它帶動了醫療院所、藥品、醫材、生技、醫療科技、長照及相關服務產業的發展。

這提供台灣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啟示：基本服務的公共保障，不一定等於市場的萎縮；設計得當，反而可能成為擴大有效需求與產業發展的基礎。因此，台灣下一階段可以思考的，不是簡單複製全民健保，而是把這種「社會共同分攤風險、人民降低基本支出」的制度精神，延伸到其他生活領域。年輕世代真正缺少的，可能不是收入，而是「可支配所得」今天許多年輕人不敢結婚、不敢生育、不敢創業，甚至不敢消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生活成本太高。高房價、高租金、高托育成本，以及未來可能面臨的養老與長照負擔，都會讓家庭產生強烈的防禦性儲蓄。

因此，AI時代的社會政策可以換一個思考角度：與其只問「政府要給人民多少錢」，不如問「政府能不能讓人民少花多少錢？」例如：增加「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供給，降低青年居住成本；逐步完善0至6歲公共托育體系，減輕年輕家庭育兒負擔；持續推動公共教育與終身學習，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建立更完整的長期照顧公共保障，降低家庭面對失能與高齡化的財務風險。

這些政策如果設計得當，未必只是「增加政府支出」，也可能是在釋放被高生活成本鎖住的民間消費與創業能力。AI時代真正重要的，是「生產力紅利如何分享」但是，UBS仍然不是完整答案。

AI最大的制度挑戰，最終還是回到一個問題：AI創造的生產力紅利，究竟由誰分享？
假設一家企業導入AI之後，可以用更少的人力創造更高的產值，那麼增加的利潤如果全部集中在資本所有者手中，社會仍然可能面臨所得分配失衡。因此，AI時代除了建立通用基本服務，也需要重新思考生產力紅利的分配機制。政府可以從企業獲利、資本所得、土地增值及其他適當的財政工具中，取得部分AI所創造的新增經濟價值，再投入醫療、教育、住房、育兒及長照等公共服務。這並不是「懲罰AI」，而是讓科技進步所創造的新增財富，能夠形成一個更健康的社會循環。其核心精神可以簡化成：
AI提高生產力 → 企業創造更多價值 → 社會分享部分紅利 → 降低人民基本生活成本 → 釋放消費與創業能力 → 擴大市場需求 → 再反過來推動經濟成長。

這才可能形成真正的「AI新經濟循環」。從「工作的人」走向「創造價值的人」如果基本生活的安全網更加完善，AI又大幅降低創業與專業服務的門檻，未來的經濟型態可能發生另一個重大變化。過去，一家公司可能需要數十甚至數百名員工。未來，一個人加上AI Agent，就可能完成過去一個團隊才能完成的工作。一個人可以是一家公司。一個家庭可以成為一個創業單位。一個地方社區也可以透過AI連結全球市場。人們因此不必把全部時間用來維持基本生存，而可以把更多時間投入創業、藝術、文化、科學、教育、照顧、社區服務以及其他具有高度人類價值的工作。

這並不是說「工作將會消失」，而是工作的意義可能重新被定義。AI可以取代部分工作，但很難取代人類對於價值、信任、情感、文化與社會連結的需求。台灣可以成為AI時代的制度實驗場台灣擁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優勢。我們已經有全民健保，也有完整的教育體系、科技產業、半導體供應鏈，以及高度數位化的社會基礎。如果能把這些制度優勢進一步結合AI，就有機會探索一套具有台灣特色的新經濟模式：

全民基本服務＋AI能力普及＋生產力紅利共享＋一人公司。
這可能比單純討論UBI更符合台灣的制度條件。AI帶來的不是人類文明的終點，而可能是一個重新設計社會制度的歷史契機。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阻止AI提高生產力，而是：當生產力不再稀缺時，我們如何讓豐裕真正成為全民共享的成果？

從「稀缺」走向「豐裕」，不是一句經濟學口號，而是台灣面對AI時代必須開始思考的制度課題。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更強大的AI；更需要一套能讓全民共享AI紅利的制度。
這或許才是台灣下一階段最值得進行的社會與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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