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戰火中誕生的希望：殘奧會與日本的不滅挑戰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4年巴黎殘奧會落幕未久，日本代表團以41面獎牌的佳績返國，媒體報導卻如潮水般迅速退去，社會的關注焦點隨即轉向他方。然而，在這片喧囂與沉寂之間，一個根本的問題被悄然擱置：這場全球矚目的障礙者體育盛會，究竟從何而來？為何它的歷史始終與戰爭的傷痕交織纏繞？而作為亞洲第一個舉辦殘奧會的國家，日本在1964年的榮光之後，為何歷經半個多世紀，仍在基層參與和政策整合的道路上步履蹣跚？

這些疑問正是本文寫作的出發點。殘奧會的直接源頭，並非純粹的運動理想，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英國斯托克曼德維爾醫院中，為戰傷兵所進行的復健射箭比賽。這場從廢墟中萌生的運動，其核心精神在於以體育重建人性尊嚴與社會歸屬感。日本在1964年承接了這份火種，成為亞洲的先行者，但時至今日，這份遺產的傳承卻面臨著諸多結構性困境。本文將回溯殘奧會與戰爭的歷史連結，剖析日本在障礙者運動發展上的成就與挑戰，進而探討這個東亞國家在邁向真正共融社會時，仍須跨越的鴻溝。

戰爭的傷痕與復健的火種

殘奧會的思想原點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大量脊髄損傷的戰傷者出現，社會卻普遍將他們視為「沒有復原希望的存在」，被迫與社會隔絕。1928年英國作家D.H.勞倫斯出版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便深刻反映了這種困境，書中主角查泰萊爵士正是因一戰負傷導致下半身麻痺。

殘奧運動的直接起點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1944年，盟軍諾曼第登陸作戰之際，英國政府預見大量脊髄損傷傷兵將產生，於是在倫敦近郊的斯托克曼德維爾醫院設置了專門病棟。來自德國、為逃避納粹迫害而流亡英國的猶太裔神經外科醫師路德維希．古特曼（Ludwig Guttmann）被任命為該中心負責人。古特曼醫師不將脊髄損傷者視為單純的治療對象，而是相信他們應作為獨立的市民回歸社會。他除了致力於身體機能恢復，更積極將體育活動導入復健過程，以此重建患者的自尊心與同伴間的連帶感。

1948年7月29日，倫敦奧運開幕當天，古特曼醫師在斯托克曼德維爾醫院為16名（多為二戰傷兵的）輪椅運動員舉辦了射箭比賽。這被稱為「斯托克曼德維爾運動會」，正是今日殘奧會的直系源頭。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屆斯托克曼德維爾運動會的參賽者全部是二戰戰傷者。這項賽事其後逐年擴大，1952年首次有荷蘭選手參加，成為國際性比賽，最終於1960年在羅馬正式成為第一屆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戰爭與殘奧會的連結並未隨著歷史而淡去。以美國為例，2014年索契冬季殘奧會的美國代表團中，約四分之一是現役或退役軍人。美國在軍中負傷者與退役軍人的復健體育方面有深厚基礎，許多選手正是透過這條途徑走向帕拉林匹克舞台。烏克蘭長年在殘奧會獎牌榜上名列前茅，伊朗也在東京與巴黎殘奧會中持續位居總排名前15名。這些國家的亮眼成績背後，與其障礙者體育政策、復健體系的完備，以及戰傷者支援的歷史經驗息息相關。

日本與殘奧運動的相遇

日本的障礙者體育發展，與一位關鍵人物密不可分，那就是中村裕醫師。1960年，在別府國立醫院服務的中村裕遠赴英國斯托克曼德維爾醫院，跟隨古特曼醫師學習以運動作為復健手段的理論與實務。回國後的1961年，中村裕舉辦了日本首屆全國性的身心障礙者體育大會「大分縣身體障害者體育大會」。

1964年東京奧運與殘奧會的舉辦，成為日本障礙者體育發展的轉捩點。當年的殘奧會於11月8日至12日舉行，為期僅5天，共有來自21個國家的378名運動員參賽。日本派出53名選手。這場賽事雖名義上仍稱為「第13屆國際斯托克曼德維爾運動會」，卻在此誕生了「Paralympic」這個名稱，當時的籌委會以此作為暱稱，後來逐漸成為正式名稱。東京1964年殘奧會創造了歷史，不僅是亞洲首次舉辦，更在日本民眾心中播下了障礙者運動的種子。當時約有10萬名觀眾到場觀賽，全國約700名記者前往採訪，媒體關注度遠超主辦單位預期。

然而，當時的日本社會對障礙者參與體育活動並不友善，甚至有批評指稱主辦單位是在「剝削」障礙者。一位日本參賽選手坦言：「自五年前受傷以來，我一直有自卑感，但在殘奧會期間，我連一寸都沒有感受那種感覺，非常享受這裡的氛圍」。1964年東京殘奧會為日本障礙者體育奠定了基礎，也為障礙者打開了通往更廣泛社會參與的大門。

日本殘奧運動的現況與挑戰

時光流轉至2024年巴黎殘奧會，日本派出175名選手參賽，創下海外賽事參賽人數最多的紀錄。代表團共獲得41面獎牌（14金、10銀、17銅），金牌榜排名第10位。這個成績追平了1996年亞特蘭大與2004年雅典奧運的最佳排名。然而，相較於2004年雅典奧運的52面獎牌總數，仍有差距。

東京2020年殘奧會對日本國內的障礙者運動意識帶來了顯著改變。根據日本體育廳與民間調查，賽前與賽後相比，知道競技項目與選手名稱的民眾明顯增加，許多人的感想是「感受到選手作為運動員非常優秀」。障礙者從事運動的頻率也有所提升。在硬體方面，日本國家訓練中心設置了專業障礙者運動設施，全國可供專用或優先使用的障礙者運動中心已達29處。2013年東京獲得2020年奧運與殘奧主辦權後，媒體曝光度逐年提高，社會對障礙者運動的關注也持續升溫。

儘管有所進展，挑戰依然嚴峻。日本政府制定的體育基本計畫設定2026年度前，將20歲以上障礙者每週運動一次以上的實施率提升至約40%，但2024年度的實施率僅為32.8%。公認指導者人數距離5萬人的目標也只達成約一半。從基層到頂尖選手之間的整體人才培育體系，仍處於「道半ば」（半途）的階段。

政策層面也有結構性問題。日本早期的體育立法（如1962年）並未納入障礙者體育，當時障礙者運動長期被歸類在福祉政策的範疇內。直到2014年，日本才出現重大政策轉變，將障礙者體育項目從厚生勞動省移轉至體育廳管轄。這反映了障礙者運動從「社會福利」轉向「體育競技」的觀念變革，但政策的銜接與資源的整合仍需時間。

結語

從1948年斯托克曼德維爾醫院的16名輪椅運動員，到2024年巴黎殘奧會的全球4400名選手，殘奧運動走過了將近80年的歷程。它的誕生源於戰爭的悲劇，卻在廢墟中開出了人性尊嚴與社會復健的花朵。日本在1964年成為亞洲第一個舉辦殘奧會的國家，這既是榮耀，也是責任。時至今日，日本在障礙者運動的參與率、指導者培育、政策整合等方面仍有諸多課題待解。

然而，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更應從中汲取超越國界的啟示。殘奧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戰爭最深刻的控訴與反思。每一次輪椅衝刺、每一記義肢跳躍，都在無聲地訴說：人類的衝突將無數生命推向身心受損的深淵，但同樣是人類的智慧與善意，又從這些傷痕中提煉出運動的療癒力量。

當我們看到來自烏克蘭、伊朗、美國等曾受戰火波及或長年處於軍事緊張國度的選手，在殘奧舞台上全力以赴的身影時，便應理解體育不應淪為政治對抗的工具，而應成為化解仇恨、促進理解的橋梁。國際社會若真能從殘奧會的發展軌跡中記取教訓，便該體認到：真正的和平並非僅止於停火協定的簽署，更在於對每一個生命尊嚴的平等尊重，對每一種身體狀態的無差別接納。

殘奧會的精神，正是用運動的語言告訴世界：無論國籍、種族或身體能力，所有人的價值皆相等。呼籲各國政府與民間組織，將障礙者體育的推廣視為和平建設的一環，讓那些因戰爭而受苦的人們，不僅能獲得復健與競技的機會，更能透過體育重建自我、連結彼此。唯有當戰爭不再製造新的傷兵，而殘奧會也不再需要背負戰傷者的歷史記憶時，人類才真正兌現了帕拉林匹克創始者的初心。日本作為亞洲先驅，更應以此為己任，將這份和平的呼籲傳遞給整個國際社會。讓「帕拉林匹克」不再只是一個賽事名稱，而成為人類共同追求和平與共融的永恆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