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夜班護士的美麗與哀愁

文/張恭銘

「請問，你們這裡有賣咖啡嗎？」

凌晨三點十七分，我抬起頭，看見一個穿著藍白條紋病人服的老先生站在護理站前面，手裡拿著一張百元鈔票，眼神認真得像在星巴克櫃檯前點單。

「阿公，這裡是醫院，不是便利商店喔。」我放下手裡的病歷，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溫柔又清醒。

「可是你們外面那個燈箱不是寫二十四小時嗎？」他指著走廊盡頭亮著的急診指示燈。

我深呼吸了一口氣。這是我在台北這家區域醫院擔任大夜班護士的第四年。是的，2026年了，醫療人力依然短缺，大夜班護士就像是某種都市傳說中的稀有生物，白天看不見蹤影，只在午夜之後出沒，眼睛下方永遠掛著兩抹褪不去的青黑。

我叫小芳，今年二十七歲，身高一六二，體重這三年來在四十五到五十二公斤之間來回震盪，取決於這個月大夜班輪了幾天。這些數字聽起來像是健康檢查報告，但你知道嗎，當你每天凌晨三點還在幫病人翻身、抽痰、換點滴、安撫因為譫妄而尖叫的阿嬤時，體重這種事情就變成了一種求生指標。少個兩公斤，代表這個月腸胃炎又來拜訪；多個三公斤，代表這個月用宵夜和含糖飲料在支撐自己的腎上腺素。

「所以你們大夜班都在做什麼？」我的高中同學小雅在某次難得的聚會上問我，她的眼神裡混合著好奇與同情，好像我加入了什麼神秘宗教。

「打針、發藥、寫紀錄、處理各種突發狀況，還有回答一些很奇怪的問題。」我說。

「什麼奇怪的問題？」

「比如說，護士小姐，我睡不著，可以給我一顆安眠藥嗎？但是不要有副作用的，也不要會上癮的，最好吃了馬上睡著，醒來精神很好的那種。」

小雅笑了，笑得很大聲。我也笑了，但我的笑裡有一點她看不見的疲倦。

其實那些問題真的很奇怪。工作四年，我整理了一份「大夜班最常被問的荒謬問題」清單，存在手機備忘錄裡。以下節錄幾則：

第一名：「你們這裡有沒有提供宵夜？」（先生，這裡是病房，不是飯店客房服務。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可以把我的蘇打餅乾分你一片。）

第二名：「我點滴可以打快一點嗎？我想早點出院。」（阿嬤，點滴不是珍奶，不能用吸的。）

第三名：「你們護士是不是都要嫁給醫生？」（根據統計，我們比較常嫁給黑眼圈和靜脈曲張。醫生？他們忙到沒時間結婚。）

第四名：「我明天早上想吃燒餅油條，你們會幫我買嗎？」（伯伯，我們是護理人員，不是美食外送平台。但如果你願意先辦出院，醫院對面那家早餐店很好吃。）

第五名：「你為什麼不找一份正常時間的工作？」（這句話通常來自凌晨四點因為失眠而按鈴的病人家屬，他們往往在問完之後就會問我有沒有多的枕頭和棉被。正常時間的工作，說得好像我現在是在做什麼不正常的事似的。）

說來好笑，這份工作讓我學會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技能不是打針抽血，而是「一邊換點滴一邊進行心靈諮商」。有一次，一位罹患癌症的阿姨在我幫她調整氧氣管的時候問我：「妹妹，你覺得我還能活多久？」我停下手中的動作，認真地想了想，然後說：「阿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今天晚上你必須好好睡覺，不然明天化療會沒體力。活多久的事情交給老天爺，活得多好交給你自己。」她看著我，眼淚慢慢地流了下來，然後她笑了，說：「你這個小護士，講話比我女兒還像大人。」

還有一次，我遇到一個年輕的實習醫生，他半夜兩點站在護理站前面，看起來像是剛被主治醫師罵完，整個人散發出一種「我到底為什麼要念醫學系」的絕望感。我走過去，遞給他一杯即溶咖啡。

「謝謝，」他接過咖啡，虛弱地說，「你知道嗎，我今天被罵了三次，因為我把病歷寫錯了。」

「沒關係，」我說，「我昨天也被罵了，因為我忘了把冰箱溫度記錄本簽名。在大夜班，被罵是常態，不被罵才是意外。」

他愣了一下，然後笑了。那一刻我覺得，這份工作也許沒有我想的那麼孤單。

但當然，有光的地方就有影。

我永遠記得我第一個獨立上大夜班的那個晚上。護理站只有我一個人，病房走廊的燈光白得刺眼，每一扇門後面都可能隨時響起呼叫鈴。那天的第一個緊急狀況是十七床的老先生突然血壓掉到七十，我衝進去的時候他的手已經冰冷，家屬在旁邊哭喊著：「護士小姐拜託你救救他！」我按下急救鈴的手在發抖，腦子裡拚命回想著課本上的步驟，但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像是被丟進深海裡的人，拚命划水，卻不知道岸在哪裡。

後來老先生穩定了，轉去加護病房。我在廁所裡哭了五分鐘，不是因為難過，而是因為害怕。

「剛開始都這樣，」帶我的學姊拍拍我的肩膀，「久了就習慣了。你就把自己想成一台機器，機器是不會害怕的。」

機器。這個詞像一根細小的針，扎進我的心裡。後來我才發現，那根針從來沒有被拔出來過，只是我學會了帶著它繼續前進。

這份工作的喜怒哀樂，很多時候是糾纏在一起的。病人出院的時候是喜，但同一個病人可能前天才按鈴罵你動作太慢；看到家屬感激的眼神是樂，但回到護理站看見桌上那疊比山還高的病歷，又會突然覺得喘不過氣。

有一次，一個常來住院的伯伯跟我說：「小芳，你真的很細心，你有沒有考慮過去考專科護理師？」

「我現在就是護理師啊，」我說。

「不是啦，我是說那種更專業的，可以獨當一面的那種。」

我笑了笑，沒有回答。我知道他沒有惡意，但這句話像是某種溫柔的刀子，輕輕劃過我一直不願意面對的那個傷口。我曾經也有過夢想，想要繼續進修，成為一個更專業的護理人員，站在醫療團隊的最前線。但夢想這種東西，在每天十二個小時的大夜班和永遠不夠的人力面前，往往只能讓步。

「所以你快樂嗎？」上個月，一個來實習的護生這樣問我。她帶著一本筆記本，看起來像是學校作業要訪問資深護理人員。

「快樂？」我想了想，「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快樂的時候，可能是病人終於退燒、家屬握著我的手說謝謝的時候；我不快樂的時候，可能是同一個家屬在半夜三點質問我為什麼點滴空了沒人換的時候。快樂和不快樂，就像我制服口袋裡的東西，有些是救命的藥物，有些只是揉皺的便條紙。」

她認真地記下了我的話，然後說：「謝謝你，學姊，你的回答很有深度。」

我笑著說：「不用客氣，我打針的時候也很有深度。」

其實我常常在想，這份工作到底給了我什麼，又從我這裡拿走了什麼。它給了我不錯的收入，讓我可以每個月寄錢回家給爸媽，還能在台北租一間小套房，雖然大部分時間我都待在醫院裡；但它也拿走了一些我無法名狀的東西，像是某種對生命的輕盈感，某種對「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信任。

有一次，我媽媽打電話來，問我最近工作怎麼樣。

「還不錯，同事都很好相處，」我說，「最近醫院在推新的交班系統，我學了很多新東西。」

「那就好，」媽媽說，「要注意身體，不要太累了。那個，你上個月說要回來吃飯，結果又取消了。」

掛掉電話之後，我在更衣室裡坐了很久。媽媽知道我當護士，但她不知道大夜班是什麼樣子。每次過年回家，她都會問我有沒有對象，什麼時候要結婚。我總是笑著說：「快了快了，等我不用上大夜班的時候。」

但我心裡知道，這份工作讓我很難跟任何人發展長久的關係。我曾經交往過一個男孩，他一開始說不介意我的排班，但某天晚上他打來電話，我沒接，因為正在急救。後來他傳訊息問我：「你今天有沒有想我？」我回覆：「有，但我剛剛在幫病人壓胸，現在手還在抖。」我們分手的那天，他跟我說：「小芳，我不是不體諒你，我是不體諒這個世界為什麼要把護士當成超人在用。」

那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體諒這個東西，在我們這一行裡，比安眠藥還稀有。病人不體諒你的忙碌，家屬不體諒你的為難，甚至連我們自己，有時候都不體諒那個在廁所裡偷哭的自己。

「所以，你們大夜班到底有沒有時間睡覺？」

又是同一個問題。我看著眼前這個因為失眠而跑來護理站聊天的新病人，嘆了一口氣。

「先生，這個問題你昨天晚上問過了，答案是：沒有。我們沒有時間睡覺，因為你按鈴叫我來聊天。你要我再詳細一點的答案嗎？還是要我現在去幫你量個血壓，看看你為什麼半夜精神這麼好？」

他大笑，說：「不用不用，我只是好奇，好奇而已。」

「好奇，」我微笑著說，「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但有些好奇，還是留到天亮再說比較好。」

這就是我的日常。在呼叫鈴、點滴、血壓計和病歷交織的夜晚裡，我學會了用微笑回答所有荒謬的問題，用深呼吸緩解所有突發的緊張。我是大夜班護士，這是我的美麗與哀愁。我的美麗，在於病人因為我的照護而露出安心的笑容時，我依然是那個最溫柔的守夜者；我的哀愁，在於夜深人靜的時刻，我必須一個人把散落在護理站的空針和藥瓶收拾乾淨，一支一支，像收拾那些不為人知的疲憊。

前幾天，又有一位新來的病人家屬問我：「你這樣日夜顛倒，身體不會壞掉嗎？」

我看著她，笑了。那個笑裡面，有無奈，有自嘲，也有一點點連我自己都說不清楚的驕傲。

「會啊，」我說，「但我撐得住。等有一天我撐不住了，我就去開一家咖啡店，店裡賣咖啡和宵夜——這樣以後病人半夜問我有沒有賣咖啡的時候，我就可以說：有，要美式還是拿鐵？但安眠藥還是要醫生開喔。」

她笑了，我也笑了。呼叫鈴再度響起，我站起身，走向走廊最深處的病房。我的腳步沉穩，像踩在月光上。我知道，今天晚上，又會有人按鈴問我奇怪的問題，又會有人在半夢半醒之間把我認成他們的女兒或孫女，又會有人在病情變化時緊緊抓住我的手，像抓住汪洋中唯一的一塊浮木。

但那又怎樣呢？這就是我的人生。一瓶一瓶換著的，是點滴，也是希望；一步一步走著的，是巡房的路，也是活著的證據。

美麗也好，哀愁也罷，明天的太陽升起之後，我依然是那個會在晚上十一點準時出現在護理站的夜班護士，依然會在交班之前對著更衣室的鏡子整理好那頂白色的護士帽，然後告訴自己：

「來吧，今晚也要守護每一個呼吸。」

因為即使是在這樣一個充滿奇怪問題的世界裡，我們依然有權利，用自己的方式，好好地溫柔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