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悲觀主義的迷思：同盟存續的硬實力邏輯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當前國際秩序正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劇烈的震盪。川普第二任期內，從威脅退出北約、自德國撤軍，到對親密盟友加徵關稅，美國的同盟體系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歐洲與亞洲的領導人相繼宣告跨大西洋與跨太平洋關係的終結，華府內部亦浮現一種日漸強大的共識：這些同盟恐怕難以復原，盟國對美國的信任已遭不可逆的侵蝕。

據亞洲集團的主席兼共同創辦人柯特·M·坎貝爾（Kurt M. Campbell）與喬治城大學助理教授拉什·多希（Rush Doshi）於8月18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的文章，這種瀰漫於政策圈的悲觀情緒雖然可以理解，卻被嚴重誇大了。坎貝爾和多希指出，同盟的存續與否，從來不僅僅取決於信任、個人交情或外交氛圍等軟性因素。真正將盟國維繫在一起的，是更深層、更具韌性的硬實力基礎。本文將依循坎貝爾與多希的分析架構，從歷史韌性、威脅趨同與物質引力三個維度，論證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不僅不會瓦解，反而可能在此次衝擊中完成轉型，通往一個更具整合性的新盟軍秩序。

悲觀主義的根源與歷史的教訓

當前對同盟前景的悲觀論述，很大程度上源於川普執政風格的衝擊效應。從要求盟國大幅提高防衛分擔、將同盟關係壓縮為成本與收益的交易邏輯，到公開質疑集體防衛承諾的價值，華府的行為確實動搖了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石。盟國的不安是真實的，政策圈的憂慮也非無的放矢。

然而，坎貝爾和多希認為，將當前的困境與同盟的終結畫上等號，是忽略了歷史的教訓。他們提醒我們，北約的歷史充滿了比今日更嚴峻的危機：1984年雷根政府在西歐部署潘興二型中程核飛彈，引發歐洲各大城市數十萬人上街抗議，高階法、德、義官員向北約秘書長卡靈頓爵士痛陳美國人的魯莽與傲慢。卡靈頓只聳了聳肩，給出了一個流傳至今的經典評價：「唉，他們是我們僅有的美國人。」此外，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的金融動盪、法國退出北約統一指揮體系、參議員曼斯菲爾德提出的重大撤軍提案，以及尼克森主義的突然戰略轉向，都曾讓盟國懷疑美國承諾的可靠性。每一次，同盟體系都展現了驚人的韌性。當前的政治緊張更多源自特定總統的個人風格，而非美國外交政策根本方向的持久性改變。

威脅趨同：凝聚同盟的戰略黏著劑

如果歷史經驗提供了同盟存續的信心，那麼當代戰略環境的現實則提供了更堅實的理由。坎貝爾和多希分析，當年催生這些同盟的安全威脅非但沒有消退，反而變得更加集中和迫切。

中國大陸擁有世界最大的海軍、約為美國兩倍的製造業產出，以及在極音速武器、電動車、核能等關鍵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坎貝爾和多希警告，華府正面臨現代史上首度在多重實力層面均遭遇超越自身對手的局面。更令人憂心的是，北京正在與俄羅斯、伊朗和北韓形成日益緊密的協作軸心。這種威脅的匯聚效應，使得美國的盟國對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認知達到前所未有的共識。無論政治上的齟齬有多深，戰略利益的基礎正在被共同的挑戰所強化。

物質引力：超越政治波動的硬實力連結

除了威脅的趨同，坎貝爾和多希指出，更強大的統一力量來自經濟、技術和軍事層面的物質引力。同盟不僅是安全安排，更是深度交織的生產網絡、供應鏈、技術生態系和軍事 interoperability 體系。這些硬物質現實的拉力遠比以往更強烈。盟國需要美國的市場、技術和防護傘，而美國也需要盟國的工業產能、前沿基地和情報網絡。這種相互依賴已經深入到各自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的核心。

坎貝爾和多希認為，即使政治層面的摩擦持續，這些物質利益仍足以維繫同盟的運作。不過他們也提出警告：物質利益雖然能支撐同盟度過政治動盪，但無法永遠替代可信的承諾。若美國承諾的不確定性持續累積，最終可能促使盟國調整其軍力結構、核武計算、採購決策乃至整體戰略取向。悲觀情緒若固化為常識，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盟軍規模：通往新秩序的核心戰略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坎貝爾和多希提出了「盟軍規模」（allied scale）的戰略構想。中國大陸的優勢在於其無與倫比的絕對規模。沒有任何單一國家，包括美國在內，能夠單獨匹敵這種規模。然而，一個整合了市場、國防生產、技術、供應鏈、情報和軍事能力的網絡，卻能在多個關鍵維度上創造出超越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

這要求從根本上重新構想同盟的運作方式：將盟國從美國安全的消費者轉變為集體力量的共同創造者。這包括聯合生產、市場整合、協調出口管制、共同創新，以及將負擔分擔轉化為權力分享。能夠共同建造艦艇、飛彈、半導體、人工智慧系統、物流網絡和韌性供應鏈的盟國，將成為集體力量的生產者。坎貝爾和多希認為，這種轉型能使同盟變得更強大、在政治上更可持續。

結語

坎貝爾和多希的論述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視角：同盟的存續與轉型，歸根結底取決於戰略利益是否仍然一致。當前，這些利益正被匯聚的威脅、產業需求、技術依賴、軍事互操作性與經濟必要性所強化。歷史顯示同盟曾度過更嚴峻的危機；現實顯示共同的挑戰正在深化而非削弱合作的基礎；未來則顯示唯有透過「盟軍規模」的轉型，才能在一個中國大陸已具備系統性規模優勢的時代維持力量平衡。

當然，坎貝爾和多希也承認，中國大陸深知盟軍規模的危險，因此有強烈動機在聯盟鞏固之前予以分化。北京的經濟脅迫與選擇性利誘，應被理解為旨在阻止集體制衡的 coalition warfare。這意味著通往新盟軍秩序的道路不會平坦。但正如坎貝爾和多希所言，同盟之所以存續，是因為國家需要它們。好感有所幫助，信任至關重要，但共同的利益持續得更久。當前的動盪或許不是同盟的終結，而是在壓力下鍛造一個更強大、更具整合性之新秩序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