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放手後整頓 中國經濟活力的監管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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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時前

【新聞中心/專題報導】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特動能究竟從何而來?牛津大學副教授兼《進步是如何終結的》(How Progress Ends)一書作者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近日提出深層觀察指出,美中兩國在創新監管模式上存在著根本性差異。在美國體制下,過度的預防性監管往往淪為既有巨頭(守成者)的護城河,進而壓抑了新創企業的創業熱情;相反地,中國則採取「先放手發展、後落地監管」的獨特路徑。然而,這種模式在短期內激發龐大經濟活力的同時,也隱藏著極高的制度風險與產權不確定性。
美加強防禦保護守成者 中國給予新創野蠻生長空間
弗雷分析,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法律與監管體系,雖然強調對財產權與個人權利的保護,但在實務上,新技術常在誕生初期就面臨漫長且繁瑣的合規審查。這種環境給予具備強大游說能力的既有大企業防禦優勢,使初創公司難以迅速顛覆既有市場。
相較之下,中國政府在面對人工智慧、電子商務、共享經濟等新興科技時,初期常展現出極高的容忍度,採取「先發展、後規範」的政策態度。弗雷指出:「中國的做法給予了新創企業足夠的成長空間與試錯時間,讓他們能夠利用廣大的本土市場規模迅速擴張,在極短時間內達到美歐企業難以企及的規模。」這種「先放手」的環境,構成了過去數十年中國科技產業高爆發力的關鍵要素。
鐵腕監管隨之而來 財產權附帶條件的制度代價
然而,這種發展模式並非毫無代價。當新創企業成長至足以影響市場秩序、金融穩定或國家控制力時,政府的監管鐵腕便會隨之落地。弗雷強調,在中國的體制下,財產權從不是絕對的,而是「附帶條件的」。
「合同可能會被共產黨單方面撕毀,企業創始人甚至可能突然從公眾視野中消失,或是被迫放棄自己一手創辦的公司,」弗雷警示,最致命的關鍵在於,當企業遭受政府行政力量打壓時,並沒有任何有效的法律追索管道或司法救濟機制可供對抗。從過去數年網路巨頭上市喊卡、企業遭安全審查,到部分行業一夜之間面臨嚴厲整頓,都印證了這種監管現實。
短期高效率 vs. 長期不確定性 創新的終極考驗
這場「先放後管」的經驗測試,暴露了中國科技創新的雙重面貌。一方面,它確實打破了傳統監管對創新的束縛,創造出世界級的數位經濟體系;但另一方面,缺乏法律明確性與個人產權保障的環境,長遠來看可能對資本信心與頂尖人才的深層創新動力造成侵蝕。
弗雷在《進步是如何終結的》研究中警告,歷史表明,持續性的技術進步依賴於可預測的制度環境與對個人權利的長期信任。如果企業家隨時面臨「成功後可能失去一切」的風險,創新活動終將從具備顛覆性的基礎突破,轉向安全、短期且迎合政策方向的應用型開發。中國這種「先放後管」的活力悖論,不僅深刻影響著其本土企業的命運,也將是全球科技競爭中最值得密切觀察的制度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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