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利不是有「台積電」就能實現：從北歐經驗重新理解臺灣的財政能力／魯云湘

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員

每當臺灣經濟表現亮眼，類似的提問就會反覆出現：既然臺灣擁有世界級半導體產業，出口與投資長期強勢，為什麼社會福利仍與北歐國家存在明顯落差？

這個問題表面上談分配，實際上談的是國家能力。在部分公共討論中，高福利常被理解為經濟成功後的自然結果，彷彿只要 GDP 成長夠快，政府就能「水到渠成」地提供完美福利。北歐經驗恰恰說明：高福利從來不是市場成功的自動外溢效果，而是國家透過租稅制度、社會保險與長期制度安排，將經濟成果轉化為穩定政府財政能力的結果。

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並非臺灣是否擁有台積電，而是政府是否具備將經濟成果持續轉化為政府財政能力的制度基礎。不同國家對社會安全捐的統計方式略有差異，因此本文同時列出兩項數據作為比較。

所謂政府財政能力，不僅是年度稅收多寡，更是政府能否長期、穩定且可持續地支撐教育、醫療、社會保險、長期照護及國防等公共支出的能力。

北歐國家能維持高福利，關鍵在於政府能穩定掌握更大比例的社會資源。2024 年臺灣不含社會安全捐的租稅負擔率為 14.8%；即使納入社會安全捐，最新數字也僅約 20.5%。對照 OECD 統計，丹麥租稅負擔率高達 45.2%、芬蘭 42.2%、瑞典 41.4%，OECD 平均亦有 34.1%。當北歐政府透過租稅與社會安全制度，可動員約四成 GDP 作為公共財政資源，而臺灣僅約兩成時，兩者在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上，自然存在相當差距。

雖然北歐各國制度設計並不完全相同，但普遍具有較高租稅負擔、較完整社會保險及較大的政府財政規模。

北歐模式的本質不是「剛好比較有錢」，挪威的油氣資源與主權基金固然特殊，但瑞典、丹麥與芬蘭主要依靠的是成熟稅制、高就業率與普遍保險制度。福利國家的運作，靠的不是少數明星產業，而是整個社會是否願意透過制度，把成長轉化為長期的公共支出能力。

臺灣公共討論最容易模糊的地方，在於社會常期待低稅負、低保費，卻又希望享受高福利。這種期待在政治上容易形成高度爭議，在財政上卻無法成立。最直接的現實例證，就是臺灣的全民健保與勞工保險，長期面臨財務永續挑戰。社會一方面要求醫療覆蓋全面、給付優渥、勞退給付充足；另一方面，每當談及保費調整或給付變革，便面臨巨大的政治阻力。這正是「期待高保障、拒絕高負擔」的制度矛盾。

北歐社會長期形成一項共識：若希望維持完整保障，就必須接受更廣、更制度化的公共負擔，且不能只由少數企業或富人承擔。中產階級本身同時繳費與受益，這種「普遍負擔、普遍受益」的結構，才是福利得以長期維持的根本。

地緣政治的國防支出確實會改變預算排序，但不能解釋臺灣長期偏低的整體稅負；單一年度的稅收盈餘或超徵，也只是景氣循環的反映，無法作為數十年福利承諾的穩定基石。高品質的公共服務，必須由高品質的制度與穩定負擔來支撐。

臺灣今天真正需要追問的，是我們是否準備好接受一個更誠實的答案——高福利並非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建立在財政能力與制度選擇之上的公共政策。沒有穩定財政，就沒有穩定福利；沒有制度化負擔，就不會有制度化保障。（照片翻攝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