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台灣校園需要權利與責任的重新平衡

王晴／退休人員

近年來，隨著人權教育普及，學生權利意識逐漸提升，這原本是民主教育的重要成果。然而，當權利意識高漲，責任意識卻未能同步建立；老師不再只是教育者，反而可能成為最容易被質疑、被投訴，卻最難為自己發聲的一群人。

電影「The Good Teacher」描繪一位充滿教學熱忱的法語老師朱利安，因課堂上一句原本出於文學教學的比喻遭到誤解，進而被捲入疑似性騷擾指控。在情緒與輿論推波助瀾下，老師從教育者瞬間成為被審判者。

現實中的校園，同樣不乏類似情況。一位國小代課老師接手六年級社會課時，一名學生上課途中自行離開教室，事後卻向主任表示是老師指示他離開。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老師一度陷入自證清白的困境，最後幸賴其他學生作證才還原真相。

另一位老師則在課堂上討論社區火災事件，依據當時媒體報導說明可能肇因於充電設備，沒想到隔天便接獲家長投訴，認為老師傳遞錯誤資訊。這些案例反映出一個令人憂心的現象：家長與學生對教師的信任愈來愈脆弱。當出現誤解時，部分家長選擇的不是先與老師溝通，而是直接向學校、教育局甚至民意代表投訴。而且，目前的申訴制度幾乎沒有成本，即使最後查證結果證明投訴不成立，教師仍需耗費大量時間撰寫報告、接受調查與說明。

長期累積下來，這種壓力不只是行政負擔，更可能影響教師身心健康。近年來，教師因工作壓力、校園衝突與投訴問題而出現憂鬱、焦慮甚至輕生的案例時有所聞。這不只是個別悲劇，更是整體教育環境發出的警訊。

在加拿大，許多省份的教育法明確規定，學生除了享有受教權，也有維護安全學習環境的責任。若學生持續干擾課堂、霸凌同學、拒絕遵守合理規範或妨礙教師正常教學，學校可依情節採取留校反省、停課，甚至轉學或退學等措施。

而在英國，許多學校採取分級申訴制度。家長若對教師有疑慮，必須先與教師溝通；若無法解決，再由校長介入；最後才進入董事會或教育主管機關審查。這樣的設計鼓勵對話與釐清，也避免投訴制度淪為施壓工具。

台灣的教育改革下一步，不應只是繼續強化權利保障，更應建立責任對等、程序合理的制度，讓學生、家長與教師都能在公平的框架下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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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Pngtree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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