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論】沒有席位的利害關係方：臺灣如何維護海洋權益？／魯云湘

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員）

日本與菲律賓日前宣布啟動專屬經濟海域（EEZ）及大陸棚邊界劃界談判，引發外界關注。對此，我國外交部表示，已向日、菲兩國重申我國對相關海域的權利主張，並指出未來談判不應損及我國依國際法享有的權利與利益。

外交部後續亦表示，已與日、菲兩國確認，相關談判不影響我國依國際法所享有的權利主張及既有合作機制。日本政府則表示，未來日菲若達成相關協議，其法律效力僅及於締約雙方，對第三方不具法律拘束力。

從國際法角度來看，日本的說法並無不當。依據國際法的一般原則，雙邊協議原則上僅約束締約雙方，不會直接對未參與談判或未簽署協議的第三方產生法律義務。換言之，即使日本與菲律賓未來完成海域劃界，也不會因此改變我國對相關海域所主張的權利立場。

然而，「不具法律拘束力」與「不會產生實際影響」，其實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海域劃界固然屬於國際法範疇，但其影響往往不僅存在於法律文件之中。當兩國透過協商建立新的海域管理架構後，後續可能衍生漁業管理、執法協調、資源保育、海上巡護等配套措施。這些安排雖未必直接改變第三方的法律地位，卻可能對長期在相關海域活動的使用者產生實際影響。

因此，臺灣所面對的問題，未必是法律權利是否遭到否定，而是當周邊海域秩序逐漸形成時，我國是否擁有足夠的制度性管道來表達自身利益與關切。

國際海洋法的劃界談判雖由國家主體進行，但實際受影響者並不限於談判桌上的締約方。漁民、航運業者、能源開發者乃至周邊海域使用者，皆屬於廣義的利害關係方。對這些群體而言，海域劃界不只是法律上的界線調整，更可能涉及資源利用、作業安全及未來發展空間等現實利益。

事實上，臺灣並非與相關海域毫無關聯的旁觀者。無論是臺灣東部外海、巴士海峽或巴林坦海峽周邊海域，長期以來都是我國漁民的重要作業區域。多年來，臺灣與日本、菲律賓之間也曾因漁業活動及海上執法問題產生摩擦與爭議。

此外，我國過去已透過臺日漁業協議及臺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等機制，在主權爭議尚未解決的情況下，建立海上秩序與漁業合作安排。這些經驗顯示，即使海域劃界尚未完成，各方仍可透過制度化協商維護漁民權益並降低衝突風險。

這種作法其實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精神相符。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4條與第83條規定，當國家之間的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棚主張尚未完成劃界時，相關各方應本著理解與合作精神，努力達成具有實際性的暫時安排，並避免採取可能危害最終協議達成的行動。

換言之，國際法並未要求各方在爭議解決前停止海洋利用，而是鼓勵透過合作機制管理分歧，降低衝突風險，並維持既有活動的穩定性。

從這個角度觀察，當前值得討論的重點，或許不在於臺灣是否能正式加入日菲海域劃界談判，而在於臺灣是否能夠透過既有機制，有效反映自身海洋權益與漁民利益。

現實上，截至目前公開資訊顯示，日菲海域劃界談判將由日本與菲律賓兩國進行，我國則透過既有外交與功能性管道表達立場與關切。然而，過去經驗顯示，即使未進入正式劃界談判架構，仍可透過漁業協議、執法合作及功能性對話等機制，維護相關海洋權益與漁民利益。

因此，面對此次日菲海域劃界談判，更值得關注的是，當相關海域管理秩序逐漸成形時，是否存在足以反映臺灣利益的溝通管道與合作平台。若缺乏這些機制，即使法律權利未受影響，也可能使漁民與海洋產業面臨更多不確定性。

國際法提供解決海洋爭端的架構，但國際法本身不會自動替任何一方主張權益。面對周邊國家重新規劃海域秩序的現實，臺灣真正面臨的挑戰，並非是否能爭取到談判桌上的正式席位，而是如何善用既有的雙邊漁業與執法平台，在相關海域秩序形成過程中發揮影響力。

畢竟，海洋治理的目的從來不只是畫出一條法律上的界線，而是在秩序、合作與人民生計之間尋求動態平衡。對臺灣而言，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只是海域界線如何劃定，而是在沒有正式席位的情況下，如何確保自身利益不被排除在區域秩序形成之外。當周邊國家開始重新定義海洋空間時，臺灣若無法持續參與相關機制與對話，即使法律權利仍然存在，也未必能自然轉化為實際利益。（圖片翻攝網路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