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規護廉更有效／夏俊山

夏俊山

五月風暖，諧音“我要廉”的“510”又一次登上媒體版面，廉潔文藝展演、家風助廉活動、清廉故事宣講接連開展，將崇廉尚潔的理念播撒到各個角落。不可否認，這種潤物無聲的宣傳，的確能在人們心中種下廉潔的種子，引導黨員幹部主動涵養廉心，但它的作用終究只能停留在“輔助”層面。想要僅憑個人自覺的“我要廉”築牢廉潔防線，無異於以紙糊牆、以卵擊石，真正能讓廉潔紮根生長的，從來都是剛性的他律與過硬的制度。換句話說：鐵規護廉更有效！

從歷史上的太監制度不難明白：皇帝從不相信靠宣傳就能讓男人戒色，制度層面的閹割比任何戒色宣傳都更有效。這話雖粗，卻道破了人性與治理的本質。人性本就有趨利避害的本能，權力一旦失去約束，便會如脫韁野馬，肆意踐踏公序良俗；欲望一旦缺乏規制，便會如燎原之火，輕易熄滅心中的廉念。“我要廉”的自覺，是一種道德追求，更是一種脆弱的堅守——它能抵禦小額誘惑，卻扛不住巨大的利益衝擊；能保持一時清醒，卻難做到長久自律。古往今來，多少官員起初心懷“修身齊家、廉潔奉公”的抱負，最終在無孔不入的誘惑面前，沒能守住“我要廉”的底線，淪為貪腐的階下囚，這便是“自覺靠不住”最真實的寫照。

回望歷史，中國古代的治貪實踐早已印證了制度他律的重要性。早在皋陶造律之時，“貪以敗官為墨”就已被定為重罪，針對“昏墨賊殺”制定的刑罰，更是開啟了中國古代懲貪立法的先河。從戰國《法經》中“受金者罰”的嚴苛規定，到唐朝“六贓之法”實現懲貪規則的系統化與法典化，再到明清“貪汙八十兩絞刑”的峻法鐵律，歷代統治者都清楚，僅靠宣傳教化遏制不住貪腐，唯有建立健全制度、落實嚴厲懲處，才能讓官吏“不敢貪”。朱元璋開國之初，以剝皮實草的極刑警示貪官，還允許百姓將貪腐官吏扭送京師治罪，這種近乎極端的制度約束，曾一度讓明初吏治保持清明。反觀那些貪腐橫行的朝代，往往都是制度廢弛、監督缺位，即便有再多“戒貪”“勸廉”的宣傳，最終也只會淪為空洞口號，以民怨沸騰、王朝覆滅收場。

再看當下，“510我要廉”主題宣傳開展得聲勢浩大，從四川連續五年舉辦的廉潔文化宣傳月，到各地推出的各類多元廉潔活動，的確為廉潔建設營造了濃厚氛圍。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這類宣傳活動如果脫離了制度支撐，終究會淪為形式主義。正如著名法學家張晉藩所言，中國古代既強調懲處貪腐，也注重嘉獎清廉，但如果沒有剛性的監察制度作為保障，即便那些被載入《循吏傳》的清官廉吏，也只能是鳳毛麟角。新時代的廉潔建設，更需要將“宣傳引導”與“制度約束”緊密結合，讓“我要廉”的自覺，在“不能貪、不敢貪、不想貪”的制度籠子裏生根發芽。

制度的生命力在於剛性執行，缺少堅實的制度支撐，再美好的廉潔建設願景也無從落地。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持續向縱深推進，《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完成修訂完善，巡視監督、派駐監督實現常態化開展——正是通過不斷完善制度並嚴格執行，我們才織密了廉潔建設的“防護網”，推動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些制度絕不是擺樣子的“稻草人”，而是帶電的“高壓線”：無論是位高權重的領導幹部，還是基層的普通公職人員，只要觸碰紅線，就一定會受到嚴厲懲處。這就是制度他律的力量：它不依賴個人的道德自覺，卻能強制約束每個公職人員的行為，讓廉潔成為不可逾越的底線。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否定“我要廉”的價值。廉潔文化的宣傳引導，能夠涵養人們的廉恥之心，讓“廉潔光榮、貪腐可恥”的理念深入人心，為制度執行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就像中國古代的“獎廉”傳統，那些流傳千古的清官故事，直到今天依然能夠激勵人們堅守廉潔本心。但我們必須明確：“我要廉”是錦上添花，制度他律才是廉潔建設的根本支撐；“我要廉”是源於內在的道德修養，制度他律是不可缺少的外在保障，二者相輔相成，絕不能本末倒置。

“510”的提醒每年都會響起，“我要廉”的宣傳每年都會開展，但廉潔建設從來不是一場“宣傳戰”，而是一場持久戰，核心是“制度戰”。古代皇權依靠制度約束宮內男女出姦情，我們則依靠健全制度規範權力運行；宣傳可以引導人們“想廉潔”，但鐵規護廉更有效。願每一次“510我要廉”的宣傳，都能成為推動制度完善的契機；願每一份“我要廉”的思想自覺，都能有堅實的制度保駕護航。唯有如此，廉潔之花才能真正開遍全社會，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才能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