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查得出死因　刑事卻喊證據不足　醫美命案曝司法兩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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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體小舖（THE BODY SHOP）台灣區創辦人黃慧娟在台北市「法漾診所」休克昏迷，送醫不治。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家屬選擇提告，並非為了金錢，而是希望釐清母親的死亡真相，讓責任歸責於該負責的人。

日前，民事一審判決被告診所負責人傅仰曄、護理師林庭玉（二人均不具醫師資格），均應對案發當日對黃慧娟為醫療侵入行為負責連帶賠償361萬元；然而，刑事庭二審卻改判當日「證據不足」難認定有侵入行為。

同樣是一條人命，卻在不同法院得到截然不同的對待。黃慧娟醫美命案的民、刑事審理結果，形成強烈對比，也讓外界開始質疑：「司法分工，是否正在失去原本應有的平衡？」

民事二審審理中，法院謹慎傳喚法醫師石台平到庭具結作證，檢視馬偕醫院完整病歷與相關醫學資料，並結合法醫多年解剖經驗，認定黃慧娟極可能因麻醉引發神經性休克，最終導致死亡。

依此判斷，民事法院幾乎全數採信被害人家屬主張，判決被告須負連帶賠償責任。然而，刑事二審法院卻未進一步進行死因鑑定，也未傳喚相關專家證人，最終以「證據不足」為由，認定無法確認當日有醫療行為發生，並大幅減刑。

法界人士認為，理論上，刑事法院負責釐清犯罪事實與國家制裁，證明標準雖高於民事，但在涉及死亡的重大案件中，理應投入更多調查資源，而非比民事更為消極。否則，容易形成「民事認定有事實、刑事卻選擇不碰」的怪異局面。

對被害人家屬而言，這樣的落差更加殘酷。即便在民事上獲得勝訴，刑事責任卻未被完整追究，且被告在判賠後迅速脫產。結果是，責任沒有真正落實，正義也未完全到位。

法界人士指出，當刑事審判不再是釐清真相的主戰場，而變成「證據不足」的終點站，這起醫美命案所暴露的，不只是個案問題，而是司法體系在重大死亡案件中，是否仍願意承擔應有的責任。（圖／黃慧娟家屬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