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審判要根據法律，立法則要依循民意，憲法法庭不只是司法機構，還是立法單位，因釋憲條文等同法律。
新竹市正義輪胎行於二0二二年發生「火燒八命」的慘案，法院一審依《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判兇手陳彥翔死刑；但高等法院二審宣判「撤銷死刑，改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可上訴」。陳嫌成功逃死，民眾認定就是憲法法庭的釋憲所造成，釋憲案雖認定死刑合憲，卻附加很多判死的限制，等同變相廢死。
立法院全院委員會審查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權時，針對廢死釋憲案提出詢問，有立委表示，全台超過八成民意反對廢死，請問大法官是否有傾聽民意？對此，有大法官被提名人回應，憲法法庭理應審酌民意，但也不受民意拘束，大法官負責解釋憲法，同時維護權力分立與制衡、保障憲法基本精神。
不錯，司法審判必須依循法律，不能變相修法。而立法則依循民意，立法機構（國會）的立委，被稱為民意代表，立法當然要尊重民意。任何體制的政府，立法與司法必定分立，司法人員不能過問立法，審判也不能被主流民意左右。這是指各級法院而言，憲法法庭的情況則完全不同。
憲法或法律有明確條文規範者就不需要釋憲，所有釋憲案都屬處在模糊地帶。憲法法庭表面上是執行司法審判，事實上是在立法，其撰述的「釋憲條文」就是法律，而且其位階在一般法律之上，立法單位（國會）可以隨時修訂一般法律，就是不能修改「釋憲條文」。顯然的，憲法法庭不只是在立法，還是「太上立法」，其位階在一般法律之上，既然是立法，當然要依循民意。
大法官無論出身哪一行？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很會讀書，在台灣很會讀書的人又有一個特性，就是知識豐富，但常識並不高明，常與社會脫節，甚至於不食人間煙火。例如通姦除罪化的問題，很多國家的確已除罪化，其所持的立論是沒道理以公權力來維持婚姻的存在，合不來就分手。大法官不了解台灣的社會背景完全與外國不同，不能拿國外的社會背景來台灣立法，例如美國，一個家庭的小孩常有不同的父親，因為數度離婚及結婚常發生，而小孩都跟著母親，造成一個家庭的小孩有各種不同的姓，最重要的美國人不太講究血統，沒有血統關係的父子一樣有深厚的感情，在這種環境，當然沒有必要以公權力來維持婚姻。
台灣這些很會讀書的大法官看到國外的情景，就推出通姦除罪化的釋憲案，不以公權力來維持婚姻，他們看得到國外的場景，卻看不到國內的社會背景，不知道台灣人相當重視血統，沒有血統關係的父親與子女之間出現悲劇的或然率太高，需要以公權力來維持婚姻。
大法官釋憲時，會注意到外國的民情，卻忽略台灣的主流民意，但又不願意得罪台灣的主流民意，所以出現「變相廢死」。廢死國家之所以立法廢死，因其主流民意主張廢死，他們認定重刑犯是「病」，所以不能剝奪病人的性命，頂多只能將他永遠與社會隔離。台灣的主流民意認定重刑犯是「惡」，應受到懲罰，最嚴重的就是剝奪其性命。
（作者為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