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 ／退休人員
據統計，台灣稅務案件居行政法院訴訟案件第1名，更有「萬年稅單」怪現象。監察院在民國111年5月，提出侵害賦稅人權案調查報告，要求應盡速解決「萬年稅單」的問題，進而催生了「稅務行政事件審理法草案」(以下簡稱稅審法草案)。此一進展值得鼓勵，然而，該草案中有關「協力義務」的規定卻引發了廣泛爭議，甚至可能對納稅人的基本人權構成威脅。
強制要求人民在稅務處罰案件中履行協力義務，這顯然顛覆了納保法的立法意旨，更是對「不自證己罪」原則的公然挑戰！民事案件大部分都是跟賠償有關，所以沒有協力義務的問題；而刑事訴訟法第95條與第181條也規定，當事人既無需自證己罪，也無協力義務。然而，稅審法草案卻允許行政法院要求人民協力，可能迫使其提供不利於己的證據。劉昌坪律師直言：「不自證己罪」，源自於人性尊嚴，憲法保障人權、肯定人性尊嚴，因此它有存在的重要性跟必要性。在稅法上，豈可因為要保障誠實的納稅人，却要「不自證己罪原則」退讓？
先進國家如德國立法，有關稅務案件之訴訟，並未課以人民「協力義務」，適用「不自證己罪原則」，人民享有保持「緘默」權利。而且， 法院於審判時應適用「無罪推定原則」(無責任推定原則)，適用高度證明程度，在有疑問時，應為有利於人民(納稅者)之認定。
而在實務操作上，前新北市記帳士公會理事長蔡維杰也指出：協力義務經常被要求過度，導致侵犯隱私權，也使得納稅人在面對稅務爭議時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以房地合一稅為例，許多二等親內的贈與案件，為避免日後出售時，因低公告價值導致課稅負擔過重，選擇以市價進行買賣交易。然而，國稅局對資金來源的查核過於嚴苛，甚至深入調查相關匯款人的身份與資金流向，過程令人不安。
蔡維杰分享了一個實際案例：一位父親以 1500 萬元的市價將房地產賣給兒子，交易金額中的 450 萬元（30%）作為首付款。其中，兒子身上只有 200 萬，其餘 250 萬由三人分別匯給他。然而，國稅局不僅要求當事人證明這些匯款來源，還進一步調查這三人的身份與資金關係，要求核實其是否與當事人有親屬或贈與關係。此舉讓相關匯款人不滿，認為國稅局侵犯了其個人資料隱私，引發爭議。這種過度的協力義務不僅損害法治精神，也對民眾的信任造成嚴重衝擊。
一味地要求人民負協力義務，實際上，也反映出一種不對稱的權力關係，為何不多要求機關負擔舉證責任？在這個AI資訊時代，稽徵機關所掌握的課稅相關資料，不亞於納稅人，法條設計卻用舊思維角度，將本應由政府機關負擔的舉證責任推給納稅人，並且無限上綱，讓人民承受敗訴高風險，而會被課處連續罰鍰，甚至凌駕「不自證己罪」的法律原則，太超過了吧？！
「稅」與每個人息息相關，這部稅審法非常重要，希望司法院、立法院能更為慎重，護衛納稅者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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