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車站交通方便、資源集中，逐漸成為無家者的重要聚集地，有的用紙箱鋪地而睡，有的裹著身子鑽進睡袋⋯是什麼原因讓他們睡在街頭？《鏡週刊》文化組記者呂苡榕於《老窮奇幻紀事》一書中，透過無家者的人生經歷、人際網絡，延伸出老齡貧窮者從生到死所遇到的問題，並記錄這群人拒絕屈服於困苦的生命軌跡。以下為原書摘文：
在車站多年，老張哥觀察到越來越多的老人以車站為家。2020年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科員王悅發表的《「他還會繼續睡在街頭嗎？」無家者的脫遊預測分析——以台北市遊民工作暨生活重建方案參與者為例》研究報告中顯示，2090位受訪的無家者中，60～69歲的無家者占了30%，50～59歲則有29%，中高齡人口超過半數。
老齡貧窮歸因有4類
貧窮的相關研究裡，老齡貧窮的歸因大致有4類：長期低薪或就業不穩定、太早離開勞動市場、退休準備金不足，以及家庭養護功能下降。
流落街頭是老齡貧窮者最極端的體現，研究報告的文字，在街頭轉化成真實的生活模樣。老張哥指指這人又指指那人，放眼所及，待在街頭的長者們，有些是子女過得不好，顧不了家裡長輩，車站就成了老人的家。
有些和老張哥一樣，生意失敗，沒能東山再起。「像那個人，以前在中國開工廠，有天工廠倒了。」老張哥努了努嘴，偏頭望向車站一角，有個白髮蒼蒼的老人，獨自矗立在屋簷下。「人生就是這樣，說倒就倒，什麼都沒了。」
還有些是一輩子都在打零工，走過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隨著台灣進入後工業時期，產業結構轉變，服務業漸次取代製造業，但聘僱人數不如往昔的製造業那樣多，邁入中高齡的零工工人，工作機會縮減，過去沒來得及置產、儲蓄，又少了家庭支持，如今便只能睡在街頭。
一大早騎台中古腳踏車在車站周邊轉的廣志停在老張哥面前，兩人閒聊起來。睡在車站東南側的廣志，頭髮已稀疏，說話時總愛瞇著眼笑。他年輕時是體育競賽的國手，雖上了年紀，還是看得出身材厚實。廣志有時會在附近公園教人運動，分享他的養生經。
為了維持生活打2份工
廣志以前做工地粗工，現在體力直落，負荷不了高強度的勞動，只得換一些低勞力密集的零工。為了維持生活，他打2份工：早上那份做的是車站周邊的清潔維護，像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9點便能見他騎著腳踏車繞著車站轉，沿街把撿到的飲料瓶、塑膠袋往車頭前的置物籃一塞。
「你女朋友咧？」老張哥像個老父親般問起廣志。
「去工作了。」廣志笑咪咪地說。老張哥似乎很滿意這答案，點了點頭。
廣志的伴侶是他2021年初時認識的一個女孩子。「過年期間，車站附近的教會舉辦活動，還有抽獎和紅包，每個人都可以拿到，有200塊。」廣志在教會遇見女子，中國籍的女子說原本和丈夫住在公家宿舍，老公過世後沒留下房產，她只好到車站流浪。
「我怕她在外面被人欺負，提醒她要小心。這裡騙女生的很多。」
「就你最會騙女孩子。」老張哥倒是毫不留情地嘲諷著廣志。
廣志依舊笑臉迎人，他說兩個人後來就這麼好上。「她也很認真，會去做清潔工作。」晚上下工後，女子就睡在廣志的地鋪裡邊。兩人還為地鋪搭起蚊帳，避免夏夜有蚊擾人清夢。老家的兄弟知道他住在車站，總不能理解廣志在想什麼。「他又不是沒有家，他可以回家啊。他自己選擇這樣的⋯⋯。」
剛過65歲的廣志老家在東部。家裡7兄弟姐妹，他是家中老么，和大哥年紀差了10歲。家裡孩子多，管不了他，「我以前在家，人家叫我吃飯我就吃飯，拿了筷子就夾菜，被我哥哥罵說『阿爸都還沒動你就先吃』。」
幾個兄弟裡，有人經營祖輩留下的報關行，有人是地方民代。廣志則是到處漂泊，國中讀建教合作班，去桃園的紡織廠當學徒，年紀再長些就到處打零工，「我也有漁民證，有時會出海。沒有出海的時候，就到台北打零工。」他在廣播公司當工友，下班就和英文節目廣播主持人賭象棋，「賭那種5角、1塊的，每次都輸他。」也做過建築工人，蓋社會住宅。
他年輕時當國手，曾代表地方出賽全國運動會，也有好幾張跟縣長的合影。「有次我坐火車回老家，在車上遇到縣長，他還叫我坐他旁邊，要跟我聊天。」廣志本來擔心縣長隔壁的位子有人買了票，他若坐下便占了他人的座位，倒是縣長揮揮手跟他說：「隔壁那位子也被他們買下了，沒人坐啦。」
他愛賭，「賭那個天九牌啦。我爸留給我的財產，我本來拿去買房子，因為欠賭債我就把它抵押給銀行。」那幢透天老屋如今還在，銀行拍了幾次總沒拍賣掉。廣志就把他隨處撿回來的神像都放在裡頭，「路過的人還會停下來拜一下，以為是什麼廟。」他自己也覺得荒唐好笑。
在南港蓋社會住宅時，廣志有次從鷹架上跌落，傷了後腰。「我們這種沒有勞健保，我也不想麻煩老闆，就自己躺在台北車站這邊休息，去附近花圃採草藥吃。」聽他自己採草藥，我問他認得哪些是能吃、哪些會中毒嗎？他竟露出一個得道高人的神祕表情，說那是他有學過，能辨識草藥。一般人隨便吃可不行。
草藥吃完，他說隔天去小便時覺得有些痛，接著幾顆結石從尿道排出，「掉在小便斗，『匡』一聲好大聲。」廣志摸了摸稀疏的髮，笑說自己因禍得福。
老張哥老勸廣志帶著女友去租屋，別睡在街頭。但廣志不願意，他趁著老張哥轉頭和別人說話時拉著我抱怨，「做粗工一天才1100元，假日上工還不算加班，沒有雙倍薪資。」廣志算了算：「買便當和飲料，扣一扣一天只剩700、800。」
廣志的另一份兼差，是傍晚時幫忙搬運無家者的行李袋，早晚各一次將行李袋拖進又拖出車站東側的行李托運寄存中心，但兩份零工加起來，要負擔居住成本仍是吃緊，兩人選擇睡在街頭，省點錢。
廣志聳聳肩談起打工趣聞：「之前扛兩袋行李，有人跟我說行李的主人死了，我嚇一跳。」他還是一副笑臉：「主人死掉的行李要交給社會局，不能自己留著，不然晚上會有人拉你的腳喔。」
「貧窮」才是問題，無家者不危險
2019年台北市社會局委託社團法人芒草心慈善協會進行的《台北市遊民生活狀況調查》裡，200位受訪者中，55.5%在受訪期間有工作，工作經驗超過3年的也有8成，同一份報告指出，有工作的無家者平均月收入8497元。
無家者的就業比例較外界的刻板印象高出許多，老張哥就曾和路人爭執，「有的人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就指著他們（無家者）罵人家好吃懶做。我跟他說你不懂不要亂講！」
「你不要看這邊的人大多上了年紀，他們都很勤奮，有工作就會去做，洗車、洗碗、掃地⋯⋯中風還去舉牌的也有。」老張哥帶我繞著車站一周，指東指西地說起無家者的事，那語調像是在跟我叨念著自家晚輩一般。
車站也會聚集各種招募臨時工的工頭，例如有時不同政黨需要人頭在造勢場合充數，也會到車站附近招工，「一次600、700，有人今天去統促黨的場，明天去獨立建國的場。」老張哥邊說邊笑出聲。
3月到7月還是廟會旺季，車站附近的無家者們多會去出陣頭賺點生活費，「比起去幫忙送骨灰罈上山、抬棺材這種『白番』，大家更喜歡出陣頭這種『紅番』。因為現場會提供啤酒。」
包管無家者們的吃飯問題外，老張哥偶爾也包派工。
一個滿頭花白的男子路過，老張哥趕緊叫住對方，「洗車的你做不做？月休4天，3萬。」對方連忙答應，老張哥約好過幾日帶他去認識老闆，對方眉開眼笑地走了。他還介紹許多人去台北港當粗工，「包住宿，一天1300塊，晚班還更多一點。」
老張哥心裡認定，人有勞動的必要，那也是脫離街頭唯一的路，他總勸著別人去工作，也幫忙介紹工作。「勞動力」暗示一種街頭上的階級，有工作能力的人，隱約帶著苦幹者的驕傲，不是「等著分」慈善物資的乞討者。
但底層勞動是雙面刃，同時隱含另一種剝削，對沒有選擇權的人來說，勞動的價格總是別人說了算。「在這邊的都是底層，任人宰割。人力派遣的粗工，在外面一天也有1700，何止1300這個價格，但車站的人去做，錢就是比別人少。」說起這差異，老張哥語氣裡有些憤恨。
不過工作翻身、脫離街頭的夢想也並非總能實現，有人厭倦了不斷努力工作，卻一樣入不敷出，待在街頭的日子像在原地踏步。對努力感到疲憊的人，偶爾會選擇偷拐搶騙的方式來度日，「像我介紹一個人去工作，先借了他200塊當車資，然後他去了工作地點，又跟老闆借了50塊，說媽媽死掉要回家看看。」老張哥撇了撇頭。「根本胡說八道，我很不喜歡這樣。這種我之後就不會幫了。」
雖不屑有人偷拐搶騙，但老張哥心裡清楚，「貧窮」才是問題根源，無家者既不邪惡也不危險，只是並不體面優雅。但他不是慈善團體，不想將機會和資源重複花費在同個地方。
除卻外出工作的無家者，白日裡剩下還在車站遊蕩的，大多是年紀更長，或身心障礙者。這些人遠遠被勞動市場拋飛，沒有了生產價值，只得在此停留。他們身處城市的中心點，卻隔絕於這座城市之外，靜悄悄地。
他們或坐在一處梁柱旁打盹，進入漫長的睡眠，或繞著車站轉，偶爾翻翻垃圾桶、找找菸屁股，或直挺挺地站在馬路邊，朝著每個和他對上眼的人嘶吼，或在24小時營業的速食店裡點上一杯熱咖啡待一整天，或挨著坐在一起，絮絮述說各自不同的愁苦，卻也能湊成一段日常對話。
貧窮和無聊像對孿生雙子，無事可幹卻又吃不飽時，只能待在時間這座牢籠裡熬著。一直到日頭從車站屋簷的東側走到了西側，其他無家者才會陸續回到車站，像下工回家的人一樣，坐在熟悉的花圃邊捧著便當埋頭扒飯，接著點根菸閒聊一陣，或圍成一圈打牌，直到天色暗到看不清紙牌上的花色，才開始就著路燈鋪墊起自己的床位。
這邊一個會用紙箱堆疊出一座方形堡壘，那邊那個則是用幾根掃帚柄撐起一方蚊帳。也有的將便利商店塑膠傘撐開，疊成了一個繭那樣，人就窩在裡邊，到了隔日一早再孵化。車站外牆廣告看板上的燈斜打著路面，燈下的暗處是無家者的家，路的另一側，花圃邊上還有夜歸的行人旅客，斜倚著牆一手滑手機一手夾著菸。大路朝天，各待一邊。
（本文摘自／老窮奇幻紀事：臺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邏輯／鏡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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