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習近平的不滿在整個社會正蔓延中，要為下一個時代做好準備」
－張倫教授對習近平政權的分析：
「中國在毛澤東過世之後正式全面展開的改革開放政策，基本上是經濟和政治的自由化。但是，因為1989年政府當局對民主化訴求運動進行武力鎮壓，這個天安門事件就使得政治改革受挫。於是改革模式出現扭曲，官僚的腐敗以及貧富差距等的問題層出不窮。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全面的改革，但習近平國家主席所選擇的卻是毛澤東推行個人獨裁式做法。」
中國流亡至法國的CY塞爾吉－巴黎（CY Cergy Paris Université）大學的張倫教授於今年三月來到日本，他就在東京都內對於中國現狀進行了分析：
一、人們對於習近平抱有幻想
習近平為何能掌握如此強大的權力呢？在2012年習近平時代開始的時候，包括改革派在內的許多人就對他抱有幻想，認為他將推動改革。習近平就利用了這些期待。另一方面，對於腐敗的官僚、政治精英和富裕階層感到不滿的民族主義者們，希望有一位像毛澤東一樣的強勢領導人。於是，這些勢力就成為習近平的主要支持者。
此外，與習近平同樣是“紅二代”（參加中國共產黨革命的高級幹部的子弟們）的人們也成為了重要的支持階層。各方面把他們自己的理想投射到習近平身上，而習近平就讓他們任意去解釋，以此作為其權力的源泉。
習近平發起了反腐敗鬥爭而獲得了輿論的支持，但他同時打擊了政治對手。中共具有結構性的腐敗體質，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調查的對象。只要聲稱要“撲滅腐敗，以保護黨的地位”，就沒有人敢反對。
我(張倫)曾在1980年代與（去年去世的）前總理李克強有過交流。李克強本來是應該要對抗擴權的習近平的，但他最後被剝奪了權力。
二、惡性循環
中國在實現經濟成長的同時，並未推進政治改革，因此導致環境問題等社會矛盾日益嚴重，造成局勢不穩定。用於維持治安的“公共安全”費用已經超過國防費用。這是習近平重視“國家安全”的內部原因。外部原因則是國際環境的惡化。中共並不想發動西方國家所希望的那種變革。美歐等國對擁有不同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中國的崛起是感到警惕的。
重視國家安全的第三個原因是黨內鬥爭。習近平不斷攻擊政敵，將他們投獄或迫使他們自殺。即便權力基礎穩固，但他仍被《隨時可能遭到報復的不安感》所困擾。他越是強調“國家安全”，就越容易陷入《在其周遭增加敵人》的惡性循環。
三、歐洲也在警惕
習近平確實想要改變國際秩序。《矯正先進國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不合理關係》的中國主張本身並沒有什麼奇怪。但是，即使他宣稱國際秩序要多極化或是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但他實際上的行動卻是霸權主義的。他是連自己國民的人權都不尊重。如果說是要領導世界，那麼他首先必須具備讓國際社會信服的榜樣。
歐洲對中國的認識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由於習近平使改革往後倒退，《中國會朝向開放和自由化的幻想》就因此破滅。此外，習近平支持侵略烏克蘭的俄羅斯總統普丁。普丁威脅了歐洲的安全保障，因此支持俄羅斯就被視為是威脅歐洲。因此中國與歐洲的關係是持續惡化，沒有改善的跡象。
四、因為清零政策而失去支持
習近平在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的初期，固然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和期望，但由於他鎮壓律師、記者、教師等的知識分子，因此自由派對他的支持就下降。同時，黨內和政府內的精英們對他的不滿也在增加。另一方面，他在釣魚島和南海展示強硬態度，刺激民族主義，而得到愛國主義者們很大的支持。
對於習近平的不滿正在從政治精英蔓延到中產階級，並擴展到整個社會。其原因在於（使用強權的手段防止新冠病毒蔓延的）“清零政策”。再加上經濟低迷，他的支持率在下降中。
如果明天發生任何的變化，都不會令人驚訝。社會心理的變化是非常複雜而且迅速的。社會看似穩定，其實是極其不穩定。因此，必須透過民主化來打破阻塞感。
日本的精英和政治家們應該能夠考慮到中國發展的多種可能性，為未來做好準備。日本盡是在關注北京是否會侵略台灣，但也應考慮如何與中國的各種勢力打交道。最重要的是，要思考“後習近平時代”，並做好準備。
張倫教授的介紹
張倫（1962年生），中國瀋陽出身。1980年代在北京大學就讀期間，研究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改革。1989年參加要求民主化的運動，在中國當局武力鎮壓該運動的天安門事件後，他被通緝，流亡法國。現任CY塞爾吉-巴黎大學教授（現代中國），AGORA研究所研究員，法國人文科學研究基金會（FMSH）中國研究項目負責人等的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