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4與我11》每個關鍵時刻都可以看到他默默付出的背影──憶張維邦

「民主政治是我的信仰、自由是我的生活習慣、進步是我追求的目標、解放是人類最高的成就」。～張維邦

這是張維邦的座右銘，也是他一生奉行不渝的處事原則。

張維邦於1937年10月12日出生於現在的新北市樹林區，小學受過兩年日本教育，初中畢業後，考入台北二中（成功中學）。1956年考進台灣大學法學院商學系國貿組，大二開始修習法文，精通法語、英語，亦諳日語、德語及俄語，外語能力極強。

張維邦大學畢業後在東部當兵時，陪一位老兵去海邊，老兵去游泳，張維邦留在岸上讀法文，剛好遇到一位來台灣傳教的瑞士籍雷神父（Franz Leimer），在神父的介紹與幫助下取得瑞士天主教會及瑞士政府聯合全額獎學金，1962年赴瑞士佛立堡（Fribourg）大學攻讀財經與國際商業貿易，1966年獲頒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到奧地利維納進行為期一年的博士後研究。1982年，前往中國擔任聯合國開發總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短期專案經濟顧問。

1990年，赴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 Ritsumeikan University,Kyoto,Japan）教書。1994年，放棄國外優良的學術環境與豐厚退休條件，返鄉擔任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所長。

1998年，他創立了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簡稱歐盟協會），作為長期推動台灣與歐盟民間交流的重要平台。

張維邦不但留歐期間在台獨運動方面全力推動，靠著他長期在學術上的信譽及和國際友人的良好關係，「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後來受世界歐洲聯盟研究協會（ European Union Studies Association,World）邀請，成為該組織的第39個正式會員，並被歐洲聯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教育文化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e）承認。

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後，一度考慮禮聘張維邦為駐法代表，結果消息走漏，遭到嫉妒他的人猛寄黑函，陳水扁竟也相信黑函的不實指控，讓他失去一個在外交上為台灣發揮長才的機會。

2002年12月2日，張維邦赴比利時參加歐盟研究協會各國分會理事長會議途中，在巴黎拜訪老友Andrei Grachev（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的發言人），臨走前彎下身繫鞋帶時心臟病突發過世，雖然朋友立刻將他送醫，依舊回天乏術，結束他短短65歲的短暫人生。

張維邦是那種寬以待人而律己甚嚴的典型，對家人、對兄弟有情；對朋友有義；對真理的追求毫不含糊；對於國民黨政權則誓不兩立，因此，很早就被列為黑名單。

王秋森受訪時，幾度提到黃文雄潛入地下後，會去找張維邦，實在很奇妙，因為兩人事先並沒有深交，在黃文雄和主要的經濟支柱弟弟黃富雄接觸前的那幾年，王秋森和張維邦會按月提供黃文雄一些生活費用。更重要的是張維邦守口如瓶，連自己的妻子陳淑燕都可以隱瞞二十年不讓她知道，這一點王秋森也一樣，兩人成為黃文雄逃亡期間最可靠的支持者。

也或許是這樣，至少在讓隨時處在緊張狀態下的逃亡者，略能感受到一點安定感方面，張維邦功不可沒，或許這也是讓警覺性非常高的黃文雄，在蒙特婁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的最主要原因吧。

事實上，黃文雄剛去找張維邦時，張維邦正面臨人生中諸多問題：他的教職還不是很穩定；他的妻子剛產下第一胎，家庭開銷極其沉重，又碰到他二哥全家移民加拿大，生活適應上遭遇到不小的問題，光是要協助二哥一家安頓下來並適應新的環境，就讓他傷透腦筋，但他從不向人訴苦，只有在日記中不時可以看到他的生活左支右絀，但對黃文雄的贊助卻從不間斷，也絕少讓黃文雄知道他遭遇到的窘境，所有困難他獨自面對解決。

唯有一次，那就是黃晴美首次和逃亡的兄長見面時，黃文雄本想向張維邦商借一點費用送給妹妹，張維邦卻是心有餘力不足，只好向黃文雄明說自己的財力已經達到極限，無力提供更多經援了。

由於經常要和黃文雄見面，兩人一談就忘了時間，張維邦就告訴陳淑燕說他有一位美國人朋友名叫 Bill，此人非常同情台灣人的處境，有時會幫他傳遞一些信件回台灣，陳淑燕也不疑有他。

只是二十年間有時她也會感到奇怪，譬如有很長一段時間，陳淑燕的媽媽特地從台灣到蒙特婁幫他們帶小孩，每到端午節前夕，媽媽都會包粽子，張維邦總是請太太和丈母娘多包一些，因為他想送給 Bill，太太總是覺得怪怪的，據她所知，糯米太黏，粽子又很油，不是西方人愛吃的食物，這個 Bill 真是一個奇怪的人。

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張維邦多次在美加來回奔走，許信良決定在美國「復刊」《美麗島週報》（許信良是在台灣只辦了四期就被禁的《美麗島》雜誌社社長），張維邦和王秋森、賴文雄、康泰山等幾位同志全力支持，美麗島週報開辦不久就發生資金被陳昭南抽走的重大財務危機，全靠前述幾位的財力贊助。

我也是在看到他的日記才知道，即使在那個時代，他的財務狀況其實依舊不寬裕。

張維邦經常以筆名在《美麗島週報》及各海外獨派刊物投稿，由於他留歐，後來是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任教，關懷的視野相對比在美國的台獨聯盟多數盟員還寬廣。

1981年剛好是四二四事件11週年，不記得是1980年年底，或是1981年年初，張維邦利用到美國開會的機會向我提到：要不要認真考慮由週報社來做個四二四事件11 週年的檢討與回顧？

我當時是美麗島週報社總編輯，作為一個新聞人，這當然是一件值得也必需要做的事；但美麗島週報同時也是革命宣傳的重要工具，作為革命的目的時，就不得不要考慮到它可能導致的政治後果。

那時台獨聯盟還是海外台灣人唯一超大的組織，和挑戰者許信良之間存在很大的緊張與矛盾情結，要檢討四二四事件勢必造成和台獨聯盟之間更大的衝突， 這是令人兩難的一大問題。

我後來還是決定在編輯會議中提出來討論，雜誌社社長許信良也陷入長考，經過一段時間後，眼見雙方緊張關係難以改善，許信良終於決定「開戰」，同意由美麗島週報社做個四二四事件11 週年的專題報導。結果如我所料引起軒然大波，台獨聯盟強力反擊，雙方除了打筆仗之外，美麗島雜誌的推廣業務遭到抵制，原本困難的財務狀況更加艱困，許信良最後決定以開除我及張維嘉做為祭旗止血，而這事件也意外催生了台獨聯盟機關報《公論報》的誕生。

四二四事件11週年的專題報導內容，當然有張維邦、王秋森、張文祺等人的文章，很少人知道，其實黃文雄和黃晴美也以筆名投稿。不只是那次的專題報導，黃文雄其實常常投稿至各台灣人刊物。

黃文雄的作法是，由他把稿子交給張維邦，再由張維邦抄過一遍，隨即把原稿銷毀，黃文雄就是以這種「敵明我暗」的方式，持續不間斷參與海外台灣人的反國民黨運動。

張維邦居住的魁北克屬法語區，曾經在1982年及1995年舉行兩次的獨立公投，結果都未過關。1982年那次剛好和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1979年）及陳文成事件（1981年）相隔不久，他說他很想寫一篇魁北克獨立公投的稿子，又怕因為它是失敗的例子，唯恐打擊革命士氣，他就是如此思慮謹慎周密的人。

張維邦從小就富正義感，並敢於表達對不公不義現象的反抗，他的日記中有一段述說他在國小四年級的遭遇，他想在年老寫回憶祿時把它寫出來，謹在此把他來不及寫的兒時事件寫出，以作為對他的尊敬與懷念：

大概是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吧，學校舉行到宜蘭旅行的活動，凡無錢參加這盛舉的學生得留在學校抄寫字。當年不知怎樣居然能體諒家境的困難，所以不曾向家人提及旅行事，就算提及，也不敢表示想參加。

老師或許覺得還能讀點書，要我負責維持班上的秩序，當時我就有不平的感慨；有錢人家子弟去遊玩，而我們這些無資格「共襄盛舉」的窮人子弟居然還得受罰在校抄字。至於維持秩序與否更跟我不相干，我只做完自己的作業，其他有天份演布袋戲的同學，他們要戲耍我當然不願去理會。

隔了不知幾天，待富人子弟遠遊歸來，老師查課業簿，很多同學都交不出，他們當然受挨打，我雖然交得出，但因「督導」無方亦受罰。這一惡法至今仍深深烙印在腦海裡。

或許是因為對於既有威權體制的反抗，張維邦自己擔任教職後，對學生的認真教導，可以從他過世多年後，許多學生對他的懷念之情窺見一二。

大約在九○年代初，王秋森還在台大公衛學院擔任院長時，忘記是為了什麼事，有一次我們一起到王秋森的辦公室，言談間他說他想開辦一所學校，我心想，辦學校是何等費錢費心的事，他卻滔滔不絕大談他的辦學理念，我說你們兩位現在都在大學教書，要教育及影響學生，大可在各自的學校裡進行，他說這樣不夠，因為現行台灣的教育體制無法教育出完整人格及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教育是何等重要，也是刻不容緩要趕快進行的事……。

對於一個曾經被關在國門外無法返台的黑名單而言，他回台灣之後，更加珍惜並把握為故鄉付出的每個機會，他也在新店買了一間大樓公寓，打算作為他和陳淑燕夫婦的居所，舉家回台定居。張維邦在法國驟逝，令陳淑燕傷心欲絕，不久就把那間觸景傷情的公寓賣掉，搬回蒙特婁定居。

或許老天爺體恤他的過勞，及早讓他返回天家，台灣人卻失去一位具有愛心與決心的人格者與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