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城裡工作，媽媽每天要參加集體勞動。我獨自去學校，必經一座小木橋，媽媽擔心我掉下河，不讓我上學，有個叫劉炳生的小學老師上門做工作，媽媽答應了，我才開始接受老師的啟蒙教育。
“爺爺七歲去討飯,爸爸七歲去逃荒。今年我也七歲了,公社送我把學上。”這是我背誦得最早的一篇課文。回想自己成長的起點，我就想到在楊舍小學讀書。我覺得，田地只有播種，才會長出莊稼；人的心田也要播種，老師教我讀書，就是在我的心田裡播下種子。
隨著這顆種子的破土，出苗，成長，我漸漸地有了自己的夢想，那就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努力成為一個有知識的人，將來當一名公社的拖拉機手。讀三年級時，我的作文就曾被被老師讀給全班同學聽：“早晨，太陽放出萬丈光芒，我已駕駛著紅色的拖拉機賓士在金色的田野上，用雪白的犁鏵翻起黑色的泥浪頭，讓勞動的汗水伴著豐收的歌唱……”作文的題目是老師佈置的《我的理想》。
讀完小學，小學開始“戴帽子”（增設初中班），楊舍小學改名楊舍學校，我繼續在楊舍學校讀初中，老師還是原來的小學老師，在他們的教育下，我懂得了：要恨舊社會，恨地主資本家，剝削有罪，罪該萬死；要聽話，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黨叫幹啥就幹啥。
初中畢業時，農村實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我被推薦到紅旗中學（原名墩頭中學）讀高中。高中學制已經縮短。我很快就回到了楊舍13隊，成了生產隊的社員。不過，生產隊長並不用“社員”一詞，每次安排農活，都管我們叫“男勞力”。
生產隊一共200多畝地，33戶，男女老幼共133人。雞叫幹到鬼叫，一天下來，能掙10個工分以上的是“整勞力”。掙5-6個工分的是“半勞力”。考慮到我讀過高中，生產隊長安排我開手扶拖拉機。“我是革命一塊磚，天南海北任黨搬。”這是我抄過的豪言壯語，開拖拉機又是我寫進作文的“理想”，我當然無條件服從，開起了手扶拖拉機。
手扶拖拉機馬力小，人常像推板車一樣，兩手握把跟在後面跑。柴油機轟轟地響，不時有黑煙飄到我連上，一天下來，渾身骨頭像散了架，吐一口吐沫都有些發黑，大概是吸入的黑煙太多了。耳朵被機器聲轟了一天，只有嗡嗡的余響，根本聽不到“豐收”的歌唱。曾在最近的媒體上看到一句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我開拖拉機時就有了這樣的體會，但是從來不敢表達。
我樂於表達的是“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 “黨把我擰在哪裡，就在哪裡發光”。
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1976年秋天，“四人幫”垮了，形勢變了。一年後，我又聽到了恢復高考的消息。看到不少農村青年、下插知青報名參加高考，我也有了“不完全聽安排，自己要主動幹點啥”的想法。
1977年秋天，交了5角錢報名費，我匆匆參加高考，考的理科，最後體檢被刷下來了。1977年的考生是春天入學的，半年後，我又報考了文科，很順利地考上了揚州師範學院，1978年10月6日，已經23歲的我走進了新的生活圈：我所在的中文系3班，只有我來自海安，其餘的均來自兄弟縣市。鄉音不同，愛好有異，但相處融洽，經常交流，其樂融融。過去，我習慣以“最高指示”對照別人的思想觀點，發現有誰偏離，就忍不住糾偏。一位無錫的同學提醒我：伏爾泰有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所有人的觀點都整齊劃一未必是好現象。
早年，老師在我的心田裡播下的種子，此時儘管還在向上生長，但已改變了形狀——我不再無條件服從一切，叫幹啥就幹啥，而是經過思考，覺得正確才努力去完成。
◆花兒遲開也美麗
我曾經在日記中寫道：“人生難免有風風雨雨，生命是一場不斷追求陽光的旅程，別看有些花兒綻放得遲了，風雨後，有些花兒在陽光中綻放得更美麗。”
寫下這段話，跟我參加工作後的感受密切相關。
1982年，我分配在海安縣墩頭中學，1985年調進南莫中學，1996年，進入海安縣中學，每一步，既是我工作崗位的變動，也是我生活圈子的擴大，思想水準的提升。
跟許多人一樣，我不會喜歡孤獨，拒絕交際。但是，40多年前，我的生活圈太小，經常打交道的，除了同隊的左鄰右舍，也就是給親友或學友寫一兩封信。
親友、學友相隔都不算遠，那時路況差，交通不便，騎個自行車還得向人家借。加上農活多，沒空，有什麼話要跟他們說，自己糊個信封（信封標準化是後來的事），貼上8分錢郵票，托郵遞員帶走。從南莫寄到墩頭的信，要經海安鎮繞一圈，收到回信時，一周早已過去。這樣的交流方式費時費錢，對我的交際顯然有著影響。
1978年秋天，我到揚州上學。排了長隊買汽車票，車站怕人插隊，有專人維持秩序。到揚州後，想打電話給在老家的媽媽報平安，但全大隊好像只有一部手搖電話安裝在楊舍雙代店。我先請接線員接通海安再接通楊舍雙代店，托顧客帶口信到楊舍大隊第13生產隊，向母親報了平安。工作後，在南莫中學，我有了自己的套房後，很快安裝了座機，跟父母以及親朋好友交流，再也不需要托人帶口信了，直接按鍵，撥通電話就行了。
1996年之前，我在南莫中學教書，曾遇一大喜事，學校把木制黑板全部換成新的輕質鋼板黑板。這樣的黑板，寫字不滑，字跡清晰，視覺效果好。調進海安高級中學後，我才發現，我原先欣賞的教學設施已經落後了。在海安高級中學，我學會了製作課件，上課用上了電腦、投影儀。教室裡，聲音、圖像、視頻的綜合應用，讓課堂變得更加豐富多彩。課後，我備課的方式也有了變化。過去備課，我總是搬出一疊書，現在，我喜歡在網上尋找教學資料，然後自己做課件。
進入新世紀，我上網的時間更多了。雖然沒有成為“網紅”，但我發表的文章多了。臨近退休，我在網路上更是“活躍”，沒有想到的是，網路能讓天涯變咫尺，我被興化的同行注意到了。
退休後，我在海安日報社編過副刊，去海安市煙草局聘我做文字工作。早就關注我的興化人來了。有一天，一位叫夏亞松的先生邀請我去興化文正實驗學校看看。去了兩次後，我成了文正實驗學校的高中教師。
我再次站在講台前，上課用的是液晶觸摸式一體機等智能式“黑板”。粉筆很少用了，講課，我常常只要一個Ｕ盤和一支電子感應筆，幾乎告別了不斷書寫，不斷擦黑板之苦。人老了，上課的方式卻很“年輕”，講台前，我常常是鍵盤一敲，滑鼠輕點，從詩經到外國文學，從風雨雷電之景到名山大川之色，從名師教學到百家講壇，盡可以在螢幕上展示。？還可以用手指直接在螢幕上寫字、畫畫、打分、作批註、做修改，設計板書，隨意翻轉、自然揮灑，前來聽課的領導說：“你這麼大年紀，還能熟練運用現代教學技術，不容易。”
領導任的肯定和讚揚，讓我陷入了沉思：如今，我上課確實跟40年前迥然不同，這是我的進步大嗎？不，應該是教學設施變化大了，改變了授課方式，改變了課堂教學。我只是跟上了時代。不，應該是改革開放後，社會進步，科技迅速發展，形勢喜人，形勢逼人，我只不過是跟上了時代的步伐……感慨之餘，我情不自禁地寫下了一段順口溜：“40多年過去了，不要感歎自己老。與時俱進收穫多，花兒遲開也很好。”
◆老樹開花勝似霞
40多年前，我最喜愛的娛樂方式是看露天電影。
看露天電影，多數是在小學操場或生產隊曬場上。總覺得《地道戰》《南征北戰》等片子反復在放映，其餘的電影，內容記不住了，殘存的印象多與蟲鳴、草堆、土牆、板凳和喧鬧的人聲雜糅在一起，不過，等待著放映員到來那焦急心情依然記憶猶新。
看電影，人人參與，大概算不得“娛樂圈”。改革開放後，經濟日益繁榮，人們文化娛樂生活越來越豐富。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後，多層次、多內涵的文化娛樂活動已全面走進海安百姓的生活。節假日，逛公園、玩遊樂場、進博物館、出門旅遊成為了很多家庭休閒娛樂的項目。各種藝術節、文化節、展覽會等不斷呈現，廣場文化、社區文化、校園文化和企業文化等群體性文體活動也蓬勃開展。
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同好者相聚，成了我的“娛樂圈“。
嚴格地講，40多年前，我也娛樂，但沒有“娛樂圈“。調進縣城後，我從收藏中找樂趣，有了“藏友”的小圈子。1978年，我收藏的書籍資料不超過50冊，2018年，我收藏的書籍資料不少於5000冊。因為收藏，我與經營舊書的錢玉山盡享交流之樂，並發表了相關文章《舊書情結》，與“忠東集郵文獻收藏室”共賞藏品，也發表了相關文章。我還是陸幫存老人的常客，老人集報剪報70年，他的那些資料給了我很大的樂趣。
在一個圈子裡待久了，有時想換個活法，從原先的圈子裡走出去。啊，外面還有更多精彩！在這裡，我要感謝《城市印象》的老總，他多次邀我跟幾個朋友一起出遊，有一次自駕游，翟總開車帶我遊了幾個省！
收藏，旅遊，都需要經濟支撐，改革開放之初，我囊中羞澀，這種美事想都不敢想。如今，我 遊覽了國內許多著名的風景區，還跟妻子一起辦了護照，準備出國看看。而娛樂方式變化，也不僅是人們的物質條件在變化 ，還有著精神世界的巨大變化。我看到欣慰的是，都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年近七十，依然閑不下來，而且年年有收穫，月月有收穫，甚至周周有收穫。
興化市文正實驗學校改名興化市文正高級中學、與明德技工學校、文正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組建了興化市文正教育集團，我被聘為文正教育集團的校報《文正風》的執行主編，一邊編報紙，一邊寫文章。短短幾年，《興化日報》發表了我165篇文章，去年，湖南《文史博覽》月刊發表我4篇文章，海安市青墩文學獎評選結果公佈，我獲得一等獎。今年，《台灣好報》已發表我50多篇文章，我寫的“家校共育故事”參加興化市的主題徵文評選，最近又拿到了中學教師組一等獎證書。此外，我還獲得了江蘇省總工會等單位頒發的“網聚職工正能量，爭做中國好線民”榮譽證書，來興化後，南通市紀委和市電視台關注到我的家風故事，來海安採訪，拍攝了時長11分鐘的《筆筒上有家風》的專題短片在南通市電視台播出……黑龍江作家沈學印曾贊我“老樹開花勝似霞”，大概是看到了我最近的收穫吧？可是，他又發來打油詩質疑：“老樹何來好花枝？”
我怎麼回答他呢？回顧近半個世紀的經歷，最終，我也寫了四句：“休將舊事從頭提，且喜改革春風至。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也有好花枝。”
“老樹何來好花枝？”正是“改革春風至”啊！ 沈學印先生，你贊同我的回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