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東部的花蓮縣海域所發生的規模7.2的大地震已經過去將近兩週。根據官方的數據，截至4月11日為止，死亡人數為16人，受傷人數為1,100人，還有3人失蹤。日本的媒體就這次的地震，從輿論的角度探討台灣如何在日本受到支持。
一、國際社會舆論的「支持」之爭
台灣東部・花蓮縣海域的大地震，重建工作似乎可能需要很長時間。不過，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這次地震災害，例如，從「輿論戰」的角度來分析。換句話說，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場戰鬥，台灣面對這場悲慘的地震，應該如何因應，以便向國際社會加以「展示」，而使國際舆論轉向台灣。也可以說，這是台灣要贏得國際社會舆論支持的戰鬥。
二、日本關注台灣災情的「兩個接近」
從日本的報導中可以感受到台灣與日本「兩個接近」所帶來的感覺。一方面是距離上的接近，原本日本的報社、通訊社、電視公司等在台灣都設有特派員。此外，從地震發生之後，日本也立即派出記者團前往地震受害最嚴重的花蓮縣進行採訪。一般來說，從海外來台灣進行採訪是需要取得採訪簽證的，但這次大多數可能是不需要簽證的。嚴格來說，這是違反規定的，但台灣當局可能知道這一點並且容許這一點，台灣應是希望能夠被加以報導。另一方面是社會體系和價值觀的親近。
日本和台灣的社會體系相似，與在其他國家進行採訪相比，日本媒體在台灣的採訪難度並不高。尤其是在頻繁發生餘震的危險環境之下，台灣政府當局為來自外國的採訪團提供了各種便利。而強烈親近日本的台灣居民似乎也積極協助採訪的工作。
這麼一來，包括日本在內的海外媒體，它們從災區發佈的資訊量就增加，新聞內容也會更加豐富，而這些資訊就被日本的廣播聽眾、電視觀眾和讀報人士所看到或聽到，進一步地增加他們對於災情的關注，而人們就對台灣的受災者表示同情。事實上，地震發生後不久，日本國內就出現了聲音表示：「現在是回報台灣的時候了」。在能登半島地震發生後，台灣捐給日本的善款很多，甚至有一些人特地從台灣過來提供做餐。
三、這次災害延續雙方交流但產生合作的連鎖
這次地震造成的死傷和損失，與過去日本媒體所報導的海外災害相比，並沒有特別嚴重。但是在日本，受災情況是被每天報導。在剛才所解釋的「距離上的接近」以及「社會體系和相互情感的接近」乃至媒體的特性的影響之下，報導往往會成為帶有善意的語氣。
進入災區的海外媒體報導了：災民所居住的體育館裡面有提供個室帳篷以及供應充足的食物等等，並稱讚政府當局快速反應。回顧過去，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時，台灣的捐贈了超過200億日圓的救助款。其中大部分是來自包括個人的民間。當新型冠狀病毒開始在日本蔓延時，台灣向日本贈送了日所本缺乏的口罩，隨後日本也向台灣捐贈了台灣所缺乏的疫苗。
雖然這次地震造成了許多傷亡和巨大損失，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這次地震產生了日本和台灣之間的良好合作和連鎖效應，這也是過去所建立的交流的延續。
四、日本國內所報導的中國動向
日本對台灣地震的關心度是很高的，因此，日本媒體不僅僅報導現場情況，還會報導各種與地震相關的新聞。日本國內除了報導對台灣的援助行動之外，還會報導中國方面的動向。
中國的聯合國常任代表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發表了演講。有報導指出，他提及了最近的地震，表示：「我們對中國台灣地區所發生的強烈地震，感謝國際社會的同情與關心」。關於這一點，在台灣內部以及日本也許會有「在這場災難中，做政治的利用是不可取的」的聲音，而這乃是理所當然的。另外一個事情是，將在五月就任台灣副總統的蕭美琴於三月底訪問了歐洲的捷克。根據報導，中國駐捷克大使館的外交官尾隨蕭美琴的車。尾隨的車在途中一個交叉路口無視紅燈，而差點引發交通事故。於是警方進行了攔截，並確認該車上的人員為中國大使館職員。這則消息與此次地震雖然無直接關聯，但在救災急需之際，這則消息與之前的中國官員在聯合國的報告，就會激起台灣和國際社會的憤怒。這個新聞的重要程度其實並不是這麼高。捷克與中國建交，並與台灣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這樣的事件對於駐在捷克的中國大使館來說，也許並不是特別違反規定的行為。換句話說，通常這樣的事情並不值得報導。即便如此，NHK報道了這則消息，是因為他們可能將其視為是「中國向台灣施壓的動作」而受到關注。我們看到或聽到這些，可能會對台灣產生同情或共鳴的情感。
五、中國給國際社會提供了負面材料
來自各國的援助給台灣人民帶來了勇氣。儘管台灣未加入聯合國，但並不意味著台灣在國際社會是孤立的。台灣當局一方面全力以赴去救援災民，同時也希望吸引國際社會的目光。台灣處於特殊的政治地位，應該非常清楚國際政治的常規。
另一方面，中國方面則對這次地震簡單表示：「這次地震發生在中國的台灣地區」，這是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下，還在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反而可能為國際社會提供了負面教材。因此，輿論戰似乎是傾向於台灣這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