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中國民運前景充滿希望

田牧（德國）

在海外民運圈裏，我算是老兵了，參加3月2-4日華盛頓「國是會議」，我的發言不敢說經驗之談，簡略談三點：信念基礎、工作方法、前途展望，即重申我們的信念基礎，交流民運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對民運前途的展望，響應「國是會議」的集結號。

海外民運是中共最大的反對派

海外民運歷經近35年，面對蹉跎、傷感的歲月，民運圈內難免出現一些疑慮與迷惘之聲，廖天琪老師曾經說：「追憶六四——痛心，展望未來——灰心」，確實反應了普遍的困惑、徬徨與憂患。

有兩個時間點擺在我們面前：「六四」事件至今近35年，中共建政至今也已近75年，而中國的極權沒落體制還在持續，與整個現代文明世界格格不入，中國的憲政民主之路艱難，堪比李白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尤為坎坷與艱辛。艱難的原因：是中國的極權獨裁統治根深蒂固，延續數千年之久，西方民主轉型的模式與經驗，對中國政體的改造不管用，不足以揚湯止沸。

然而，海外民運的存在，始終發揮著反對與制約中共集團的作用，足跡一目了然。大家都知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憲法沒有人權意識與概念，海外民運在最初十年與西方民主力量共同努力，胡溫時期，中國憲法加入「人權」內容。還有在營救與聲援國內民主人士方面，海外民運數十年來不斷地在做營救工作，單單在座國是會議的三位發起人魏京生、王丹、王軍濤你們在獄中時，我們就發動過無數次的呼籲簽名，示威抗議，拜訪各國政府遞交陳情書。其他例子也數不勝數，從王策、秦永敏、劉曉波、劉霞、胡佳、高智晟、維色到王炳章、郭飛雄、伊力哈木，幾乎所有知名的落難異議者，我們都竭力地為他們在國際上發聲，進行營救。

舉個例子：2014年4月24日高瑜再次被捕，歐洲朋友們商議如何救援高瑜？有人建議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有人建議提名「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相比之下，後者更容易擴散宣傳效應，由歐洲七百餘名議員投票，比較容易達到天下盡知的效果。我們於是展開工作，準備中英文文件，在材料裡附上高瑜參加我們會議及獨立中文筆會的資料，其中有歐洲議員與她一起的合影，效果非常好，在幾十位候選人中，高瑜是進入最後的三位候選人之一，雖然最終落選了，但是知名度出去了。

在默克爾總理2015年10月29日至30日訪華之前，德國議員、德國之聲和我們都給她寫了請願函，向李克強、習近平提出了高瑜問題，同年11月26日，法院准予高瑜監外執行。

倘若，這股世界海外民運力量不存在，中共會肆無忌憚，毫無顧忌地鎮壓反對力量，奴役百姓了。我們的成長與發展，意味著不斷添磚加瓦，集結反共力量，與之最後的決戰。

自由民主一定戰勝專制獨裁

2006年10月，我們一行人拜訪了馬克•帕瑪（Mark Palmer），他是美國前外交官、八十年代末擔任美國駐匈牙利大使，經歷了匈牙利社會變革的過程。

我們在馬克•帕瑪家中與他談話，他回憶道：自己見證了當年匈牙利民主運動的變遷過程。彼時他擔任美國駐匈牙利大使，1989年7月11日至13日，老布什總統訪問匈牙利，在結束訪問前與馬克•帕瑪談話。總統說這幾天走訪匈牙利的一些州，還與政府與各界人士見面，與你報告所陳述的情況相距甚遠，我看不出匈牙利近期會發生社會民主運動，你的預測是錯誤的。

但是布什總統離開匈牙利僅僅一個月後，匈牙利民主派各組織人士一起舉行了圓桌會議，10月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大會上，宣布「黨的國家政黨歷史宣告終結」，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思想，改為民主社會主義，並將黨名改為「匈牙利社會黨」。10月18日，匈牙利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確定引入市場經濟、多黨制民主政治，並將國名改為「匈牙利共和國」，標誌著長達40年的匈共歷史結束，匈牙利民主化運動獲得成功。

他告訴與勉勵我們：要有信心，我們代表著正義與光明，相信自由民主一定會戰勝專制獨裁。

前幾天，我們與萬潤南先生一起討論「台灣大選引發台海安全熱議」，老萬指出：我們不能把習近平、把中共估計得太高，實際上習近平和中共是紙老虎，外表裝得很強大，其實未必。他用了一句成語「外厲內荏」，外面表現得很厲害，實際上是在掩蓋內心的空虛。中共代表著一種落後、專治、野蠻，野蠻與文明，專治與民主，誰應該戰勝誰呀？當然應該是文明戰勝野蠻，民主戰勝專制。

專制獨裁終將像皇朝統治一樣終結

對中國民運來說，建立憲政制度，放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來說，就是改朝換代。
中國的皇權統治，從悠久的年代來看，從極權體制的完備建構來說，與歐美（西方）的皇權制度差異很大。德國有「選帝侯（Kurfürst）」制度，指那些擁有選舉「羅馬人皇帝」權利的諸侯。這一制度從13世紀中開始實行，一直延續到1806年帝國滅亡為止。歐洲的歷史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因為歐洲的政治制度中，存有局限的選舉基因。

中國君主的治世之道，雖然喊著「民本思想」，比如：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都是謀士們對君王的獻策獻計。而因為是家天下，皇帝說了算，並沒有類似於「選帝侯」制度這樣的約束。比如1886年，路德維希二世被巴伐利亞政府宣布為精神失常、無法處理公務遭廢黜，任命其叔叔柳特波德親王攝政。背後的隱情是路德維希二世傾舉國之力，修建了美輪美奐的「新天鵝堡」，疏於治理國政，難辭其咎，三天後他的屍體在森林中被發現。

中國的民運之路，建立憲政民主制度，是否應該從中國的皇權統治模式中去探討與尋找策略？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社會變遷總是由盛而衰，國家衰敗，則人心思變；二是君主更替，新君與舊臣之間的矛盾，即急於瓜分新君與舊臣的勢力和利益範圍，朝中鬥、內政亂，各派政治力量逢亂起兵造反。

第一種情況就不展開討論了，就時下的中國經濟狀況來說，仍屬於經濟鼎盛時期，綜觀2023年全球GDP增長率，中國是4.5%，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展望（德國之聲報道）數據，2024年世界平均經濟增長預測是3.1%，中國是4.6%，美國是2.1%，德國繼2023年預計收縮0.3%之後，僅增長0.5%，將再次成為七國集團中增長最慢的經濟體。

分析君主更替問題，從新舊君主更替來看，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華夏六國的中央集權朝代，但在第一任君主更替上，秦朝就結束了，僅延續了17年。隋朝的「開皇之治」，在政治制度上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制定選拔優秀人才的科舉制度，建立議事制度、監察制度、考績制度，這些都強化了政府機制，深刻影響了後世的皇權政治制度。今天中共的極權制度，也基本沿襲了中央集權制度。但是，即便是影響深遠的隋朝，也逃不過新舊君主更替這一關，僅僅延續了37年的隋朝也滅亡了。

中共的極權獨裁統治，制度性的病缺與漏洞顯而易見，新舊君主更替更是難以逾越的一關。中共每一任執政權力的交接，都是一次難關。毛澤東去世時，曾經出現了一波政治動蕩。胡錦濤交接時，同樣出現了「新四人幫」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的奪權風潮。

「國是會議」是解決民運的系統策略、組織與行動

「國是會議」文件指出：處在深重災難中的中國人民需要創建一個民主中國。當今中國處於危難之中，是四十多年來的至暗時刻！中國淪為全國姓黨、全黨姓習的專制獨裁體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中國各界迫切期盼結束中共暴政和習近平獨裁，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結束暴政，實現公民公平分享發展果實，才能實現國泰民安、長治久安，這也為世界和平發展，創建了民主中國作為國際政治穩定的有力保障！

老魏指出：中共政權即將崩潰，但是什麽時候崩潰？如何崩潰？難以預測與判斷，將可能的變局導向建立民主人權制度，是我們需要開始的工作，改變中國需要提前設計，提出方案，如同當年美國建國之初召開的大陸會議一樣，這是避免整個社會失去方向的必需工作。

三十餘年來，中國民運的現況是：組織繁雜、山頭眾多，各有綱領、各謀其政。雖說做到了隊伍不散、口號不斷、旗子不倒，但是籬笆林立，處處欄柵，力量分散，成效甚微。

民運圈內的朋友，都是當事人，都是責任人，如何凝成一股繩，聚成一股力，走出中國民運新天地？古有「周文王與《易經》的永恒對話」，凝聚了中華國運的智慧與薈萃。

「國是會議」是學習與效仿這種探索與治世的精神，將是現代版中國民主憲政國運發展的智慧與薈萃，走出中國民主運動的低谷。「國是會議」也是民運工作的統籌規劃，以項目、議題集結全球民運組織，有步驟、有計劃和全球規模化的行動。在這個動蕩的時代，我們應該去爭取和贏得中國民主憲政運動的勝利！我支持「國是會議」的統一規劃與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