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山
張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號嗇庵，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黃興(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辛亥革命的先驅和領袖,與孫中山常被時人以“孫黃”並稱。
張謇比黃興大21歲。邵雍先生的《黃興與張謇》一文。文中說： “辛亥革命時期，黃興是革命派中第二號人物，主要致力於同盟會的庶務，指導各地的武裝起義。張謇則是江浙咨議局系統的立憲派代表人物，同時經營著自己的大生公司。直到上海光復之前兩人沒有任何交集。自上海光復以後,黃興與張謇有了較多的交往。”（見《張謇研究年刊（2019）·新論集萃》。邵雍先生此論當然有道理。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年底，黃興等開始籌建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1912年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當時的南京，城內的軍隊又多有雜，單看名稱，就有浙軍、滬軍、光復軍、鐵血軍、衛戌軍，加上國有軍隊和新編的各軍，合計有十萬多人，拖欠軍欠餉的問題非常嚴重，已經影響軍心士氣。再加上江蘇境內的其他軍隊和各地準備北伐的軍隊，需要發餉的官兵至少有20萬多萬。
拿不到工資，誰來保衛民國臨時政府？據《檔案館裏的江蘇》記載：“陸軍總長黃興為軍餉的事‘宴食俱廢，至於吐血’，每天到陸軍部要錢的軍官達數十起，弄得黃興焦頭爛額。” （江蘇省檔案館編，東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5月版第253頁。）在這極端困難之際，黃興不得已，以個人名義向日本三井洋行借銀元30萬元。
跟今天銀行一樣，借款要有抵押。自己沒有財物抵押，就必須有人出面擔保，由擔保人用財物抵押也行。30萬大洋畢竟不是一個小數目，黃興的個人名義不能換成錢，必須有人出面擔保，日本三井洋行才肯借出這筆錢。
找誰擔保呢？黃興找張謇出面。張謇是實業家，有大生紗廠等實業可做抵押。問題是，黃興借錢是發軍餉的，不是搞投資，“錢生錢”，可以贏利還款。“大炮一響，黃金萬兩”，打起仗來，再多的錢也會灰飛煙滅。借款到期，黃興還不上這筆錢咋辦？換個人，你借1萬大洋，讓他擔保，他也未必答應。張謇竟然答應了，而且親筆寫下了保證書，全文如下：
“茲因黃君克強為中華民國組織臨時政府之費用，向貴行借用上海通用銀元30萬元。約定自交款之日起一個月歸還，並無抵押物。如還期不如約，惟擔保人是問。三井洋行鑒存。張謇。”
這份“保證書”沒有特殊之處，一是沒有提抵押品，僅憑張謇的個人名義。大概相當於如今的“信用抵押”，當時，可見張謇的影響之大，信譽之重。二是“保證書”的的落款沒有用民國紀年（民國正式成立），也沒有用滿清的年號紀年，或西元紀年，而是用難得一見的以黃帝為中華民族共同始祖的“紀年”：“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一月”據說，這是宋教仁的主張，得到了大多數革命人士的認同。顯然，張謇也是認同者之一。
張謇書寫的這份“保證書”無疑是一件珍貴的歷史文物。它既是張謇與黃興情誼深厚，豁出去支持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物證，也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建時，財政極其困難的見證。2023年12月14 日，筆者的一位朋友在泰和嘉成拍賣專場，看到張謇當年寫下的這份“保證書”，將拍下的原件照片發給了我。此外，筆者還看到一份相關的資料：
張謇等幫助黃興等組建南京臨時政府籌款，清政府得到消息後十分恐慌。南通市檔案館2010年去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查閱檔案時，在外務部全宗發現《聞張為革軍商借洋款請阻止勿借由》（館藏號02—24—008—02—061）。全文如下：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駐京各使函稱：現聞革軍因財政困難，由張密商洋人，以江蘇鹽稅為抵押，擬借一千萬元雲，應請貴署大臣留意，如有此事，切須阻止貴國商民勿允此借款，以免有違各國對於此次亂事之宗旨，專此函達。”
此時的滿請政府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此時想阻止“洋人”借款支持“孫黃”組建新政府，已經不被理睬。張謇立場轉向民主共和，影響很大。其所作所為，對推動清朝的滅亡、中華民國的建立又起到重要的作用。
張謇跟黃興雖然相差21歲，但是，這不沒有影響他們書信往來，並成為“忘年交”，黃興借款30大洋，張謇為之擔保，亦然寫下 “保證書”，就是明顯的例子。此外還有不少例子，例如黃興曾高度評價張謇和趙鳳昌等人“負國人之重望，往時締造共和,殫盡心力”。1916年，黃興病逝，張謇得悉噩耗，寫下挽聯“中年遽折雄姿，嘔血不撓翁叔節；大勇無如悔過，本心猶見秣陵書”，向這位朋友表示沉痛的哀悼與最後的敬意。（圖：夏俊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