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宗教仇恨的結合，可以製造出最驚悚的恐怖主義，從歷史上看來，這兩者要為過去人類的顛沛流離、死亡苦難負起絕大的責任。也正因民族主義，使以色列在宗教傳統中，為保存民族生存命脈而使用了所有可能的激進力量。他們非常清楚，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在衝突中，他們不得不戰，而且一定要打勝仗，至於手段，可以窮盡一切。（圖/取自網路）
作者/王 凡
二〇二三年十月七日爆發的以色列與哈瑪斯的戰爭，極其狂暴且違反人道，這場衝突向世人說明了一件事：無論什麼主義或教義，一旦被聖化成絕對價值，那麼由仇恨所點燃的戰火，將使任何恐怖手段都有了正當性。
民族主義引起的種族滅絕
二十世紀的第一個種族滅絕，發生於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的鄂圖曼土耳其境內，一百多萬個大多數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遇害。男人集體被殺，婦女、兒童與老人，被土耳其軍隊趕到沙漠，遭受性侵、射殺，或者餓死、窒息死亡，或被燒死。這個被西方普遍看作是種族滅絕、種族大清洗的事件，發生了兩次，第二次是在土耳其之父凱末爾 (Mustafa Kemal Atatürk)所推動的國民運動過程中，前次屠殺後倖存的亞美尼亞人又被殺了六萬到二十五萬人。
第二次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與二戰期間猶太人種族滅絕頗為相似，都是由極端的世俗民族主義所引起，宗教因素不是主因，但屠殺亞美尼亞人的是穆斯林，屠殺猶太人的是拋棄信仰，並迫使德國教會對大屠殺默不作聲的希特勒。
亞美尼亞平民在鄂圖曼士兵引領下穿過哈爾普特前往附近監獄，1915年4。（圖/取自網路）
西式政教分離與民族主義引發的宗教危機
土耳其共和國的前身鄂圖曼帝國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凱末爾領導國民革命，終結帝制，成立共和國後，厲行西方的政教分離政策，廢除伊斯蘭教法及哈里發、蘇丹等制度，並實施專制統治。
但在穆斯林眼中，凱末爾所建立的那種西方政教分離主義和民族主義國家，大概就等同於種族大清洗、血腥大屠殺。在西方世界裡，建立政教分離的國家，約束宗教暴力是必須的。但是對於中東的穆斯林來說，政教分離的民族主義，是血腥、徹底毀滅的，並剝奪了他們內在的精神倚靠，那就只有冤冤相報。既然科技與武器比不過西方，幾次中東戰爭贏不過以色列，那麼，就用自殺攻擊來討回公道。
民族主義與宗教狂熱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東六日戰爭後，無論穆斯林國家或以色列，都出現狂熱的宗教復興現象。實際上「錫安主義」（Zionism）也就是猶太復國運動，本身是一個世俗的運動。以色列與中東那幾個國家作戰，從不認為那是宗教戰爭。在從戰爭中所奪取的新土地上，他們對原居民巴勒斯坦人的暴力鎮壓，沒有一點是屬於宗教意義上的，而是受到世俗民族主義力量的驅動。而民族主義很容易產生類似宗教的狂熱與仇恨，也可以讓宗教更激進、更好戰、更無所顧忌。
錫安主義運動。（圖/取自網路）
位於耶路撒冷舊城內的西牆(Western Wall)，早在十九世紀時就有「哭牆」之名。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從約旦手中奪回西牆，以色列官兵撫牆激動哭泣，那「哭牆」忽然變得極具神聖意義，成為偶像一般。世俗民族主義和宗教的情緒結合起來，耶路撒冷就永遠成為一個絕對的最高價值，超越有形與無形的一切。以色列人一向將耶路撒冷看作「平安」（shalom）之城，然而戰爭結束後，當以色列議會正式宣告東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國家領土的一部分，耶路撒冷的平安就一直在風中飄搖。
占領西牆後三日，為了讓猶太人在西牆有更多祈禱的空間，以色列下令西牆旁邊「馬格里比區」（Maghribi Quarter，或稱「摩洛哥區」）的六百一十九個巴勒斯坦居民在三個鐘頭內全部撤離。三個鐘頭後，以色列的推土機無情地進入，這個具有七百七十多年歷史的地區就此成為瓦礫廢墟。
以色列宣稱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巴勒斯坦人則宣稱東耶路撒冷是未來巴勒斯坦國的首都，以色列占領此地，將永遠不會有和平。
絕大部分信奉猶太教的以色列人認為，除了彌賽亞之外，這個世界沒有人能夠拯救猶太民族，因此以色列本身必須維持強大的軍事打擊能力。過去的歷史證明「反猶太主義」帶來的是可怕的民族滅絕災難，所以在強敵環伺下，維持強大的報復攻擊力是生存必須的條件，否則猶太人的大離散歷史將再次發生。因此以色列每一個凶猛報復的行動，都攸關存亡，都是有必要的，也都有耶和華神的旨意在。
二〇二三年十月爆發的以色列哈瑪斯戰爭中，以色列對哈瑪斯連以色列婦女、兒童也不放過的凶殘殺戮，回報以在加薩走廊的空中與地面的狂轟濫炸，造成超過二萬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三成以上是兒童，也使這場衝突成為當今世界對兒童最致命的戰爭。 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在以哈戰爭中，加薩地區每十分鐘就有一名兒童喪生。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十一月六日表示，加薩「正迅速成為兒童的墓地」。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戰爭自10月7日爆發。（圖/取自網路）
在十月十一日以前，至少四十四個國家譴責哈瑪斯侵入以色列的行動，是恐怖主義攻擊。然而以色列在加薩走廊無差別的強猛武裝行動，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兒童死亡。過去許多中東國家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占領區施行著「國家支持的」（country sponsored）恐怖主義行為，如今以色列在加薩走廊毫不顧及人道的狂轟猛炸，也開始在全球各地激起 「反猶太主義」潮，這不是吉兆。
基於哈瑪斯與以色列在戰爭中相互跡近種族滅絕的行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聲明，他們有十足的證據，交戰雙方都犯了戰爭罪。
畢竟在衝突中使婦女、孩童和老人受害不是正道，一九九三年年拉賓（Yitzhak Rabin）在擔任以色列總理時，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簽署《奧斯陸協定》(Oslo Accord )，雙方在某些方面各有退讓，希望減少未來彼此的衝突與傷亡。拉賓和阿拉法特兩人也因此獲得次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然而一九九五年 拉賓卻在以色列國王廣場和平集會之後，被一名極右翼的激進猶太主義分子射殺，原因是，有些猶太人認為，對恐怖分子仁慈，即是對猶太人殘忍，將陷以色列於亡國危機中。
行動的「信仰」基礎
哈瑪斯組織於一九八七年的創立，是一種伊斯蘭的抵抗運動。這個組織同時對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以色列占領軍。哈馬斯將宗教信仰與民族主義混合，從事恐怖行動的人總是義無反顧，視死如歸。伊斯蘭《古蘭經》中有這樣的經文:
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永遠支持從猶太複國主義政權。（圖/取自網路）
誰侵犯你們，你們可以同樣的方法報復誰。 《古蘭經》二 194
惡行應得同樣的惡報。 《古蘭經》四十二 40
如果你們要報復，就應當依照你們所受的傷害而報復。 《古蘭經》十六 126
而猶太人的希伯來聖經也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經文，以及詩篇一三七篇令人難以理解的「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哪，用你待我們的惡行報復你的，那人有福了。抓起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詩一三七 8∼9０
兩種宗教聖典的經文教訓，在這次拉薩走廊戰爭中，被雙方在強勁的意志力下，用充滿仇恨的殺戮執行著。
恐怖主義基本上連結著宗教基本教義，所以具有宗教狂熱因子。但基要主義陣營中有著極大的溫和派，他們雖然強調宗教經典的字面解釋與信仰實踐，卻無意付諸你死我活的軍事行動。伊斯蘭教中一樣存在著溫和改革派，他們所抗拒的不是西方世界的科技與思想現代化，而是徹底的世俗化。穆斯林激進分子的恐怖行動也未必都是針對西方國家，伊斯蘭世界裡的死亡攻擊事件時有所聞，自殺炸彈客的恐怖行動，目標也會針對與自己血緣相同的無辜百姓。
美國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的基督信仰極其虔誠與堅定，又是另一種宗教極端典型。小布希過去從不吝於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的宗教信念，這使他在總統任內廣受伊斯蘭世界的質疑。
比方二〇〇三年五月，美軍進犯伊拉克，將伊拉克打得滿目瘡痍之後，小布希登上林肯號航空母艦，引用以賽亞書中的話宣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賽六十一 1），柯林頓總統任內的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在她二〇〇六年出版的《強權國家與全能上帝》（The Mighty & Almighty，暫譯）一書中駁斥說，以賽亞講的是上帝賜給精神上受綑綁的人自由，小布希講的是美國軍事行動的收穫，這根本是兩碼子事。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海珊被捕時，小布希又稱，美國在從事著上帝的工作，讓伊拉克人民重獲自由。歐布萊特在書中毫不客氣痛批:「用聖經的語言正義化其政策，對穆斯林來說，就像在鬥牛面前揮舞紅旗，這也是凱達組織不惜一戰的原因。」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國遭受恐怖攻擊，主其事的賓拉登本人將之看作是一場聖戰，但絕大多數的穆斯林國家不支持他的理念，他並沒有成為穆斯林世界的偉大英雄。而二〇〇三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後，造成伊拉克人民迄今無可彌補的苦難，美軍對於伊拉克俘虜的酷刑虐待被揭露後，也讓世人看到，西方的正義之師打著宗教的旗幟做了些什麼事情。
宗教、種族、恐怖主義
反猶太主義中積累著暴力與毀滅意念，早就不絕於史冊。一〇九六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基督徒不但屠殺穆斯林，也將擄獲的猶太人殺滅淨盡。而今日的以色列早已不是當日吳下阿蒙，哈瑪斯用盡一切的宣傳，在各領域中，將猶太人貶為低等種族。哈瑪斯在採取行動前，並非沒有算計到以色列必然會嚴厲報復，加倍奉還，他們是擺明用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做人肉盾牌，讓以色列的報復看來如同種族滅絕，企圖將這次的衝突引向穆斯林世界對以色列的全面大戰。據《紐約時報》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日的報導，多個西方國家的情報都顯示，哈瑪斯這一次是要創造一個永久性的戰爭狀態。
美國喬治城大學終身教授、反恐怖主義專家布魯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指出，對以色列施行種族滅絕，是哈瑪斯的長期異象，所以他們毫無一點克制、談判、邁向和平的意圖。
布魯斯·霍夫曼、雅各·韋爾：美國式仇恨正走向全球。（圖/取自網路）
哈瑪斯對全世界的穆斯林發出呼召：向以色列人全面攻擊，無論在哪裡，都要殺死他們。這和賓拉登當年呼召全球穆斯林殺光所有的美國人的行徑如出一轍。
加薩戰爭爆發後，以色列也宣布徹底消滅哈瑪斯的決心，如其國家安全局長巴爾（Ronen Bar） 於十二月三日晚間的誓言：「我們已設定目標根除哈瑪斯的每一個人，無論在加薩，在約旦河西岸，在黎巴嫩，在土耳其，在卡達，在任何地方，就算需要好幾年，我們必將如影隨形地執行。」這是另一種「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的宣示，執行境外獵殺，以色列很有經驗。
民族主義與宗教仇恨的結合，可以製造出最驚悚的恐怖主義，從歷史上看來，這兩者要為過去人類的顛沛流離、死亡苦難負起絕大的責任。其實宗教都是勸人為善，不鼓勵濫殺無辜。民族主義使以色列在二戰後復國，兩千年的苦難悲劇只因民族的離散。也正因民族主義，使以色列在宗教傳統中，為保存民族生存命脈而使用了所有可能的激進力量。他們非常清楚，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在衝突中，他們不得不戰，而且一定要打勝仗，至於手段，可以窮盡一切。
衝突的根源
過去以巴戰爭從來不是宗教戰爭，哈瑪斯這個宗教性的政治組織自成立以來，意圖消滅的目標，原本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而不是所有的猶太人，他們也對付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這幾十年來，以色列壓迫、欺凌新占領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從不曾手軟，這不是宗教壓迫，卻是穆斯林的民族屈辱與難解之恨。「哈瑪斯憲章」中明言:
「當敵人強占我們的土地，聖戰就成為所有穆斯林的個人生命。」哈瑪斯結合民族主義與宗教動員，要打一場聖戰，這場加薩走廊的戰爭，也許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殲滅戰，全世界只能屏息看著戰事的發展。
王凡，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曾任中廣記者、節目製作人、主持人、駐溫哥華特派記者。